帝国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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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收入与腐败
然而，帝制晚期的士绅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俸禄可观的上层士绅
和靠非正式的规费过活的下层士绅截然不同。30上层官僚士绅所得的大
笔俸禄，足够负担庞大的家族开支和购买私田。虽然与投资城市房地产
或典当业相比，投资土地受社会动荡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小，但其回报
也更少。然而，上层士绅的俸禄已经高到足以让他们甘愿为了稳定和安
全，牺牲流动资产和利润。拥有土地也符合上层士绅对退休生活的设
想：忠诚的佃农在远方的田地里耐心耕种时，仁慈的乡绅则在宅邸窗边
赋诗。他们是拥有土地的显贵。官方收入不仅有助于确保他们的这一身
份，也确保了地主所有制。如若不然，仅从经济上来讲，上述情况也难
以维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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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下层士绅是无法维持这样一种生活的。从商显然不符合
他们的身份31，而务农又有损他们知识分子的尊严。明显没有资格出任
正式官吏的他们只得谋求一份代理收入。这份收入不仅比上层士绅丰厚
的俸禄低得多，更是直接来自农民。一位督抚大人的财富所得，也包括
这类非正式的规费。只不过，这些规费都包含在高额回扣佣金里。另一
方面，生员似乎更具剥削性，因为他们那些基于以权谋私和侵吞农村公
款的收入，基本都直接源自民众。随着下层士绅的人数越来越多，彼此
间争夺合法管理费用的竞争也愈演愈烈时，无正式官职的生员为了生
存，也只得滥用职权。调解争端变成包揽诉讼，教育基金、水利工程款
项和地方团练的捐款都被侵吞。最重要的是，士绅包揽税收的规费也越
来越高。最终，农民支付的这项费用，甚至是合理费用的两至三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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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矛盾显而易见。顾炎武就“士绅治乡”提出的解决办法，其实
是意在由上层士绅掌理朝政。处于下层的生员被谴责，完全是因为他们
缺乏上层士大夫在道德上的自控能力。后者因为已经通过科举的层层考
验，因此肯定也具有更高的品德。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士大夫阶层中
地位的高低，能反映其受教育水平。鉴于儒家教育被视为一个修养道德
的过程，于是，一个人的功名越高，品德也就越高。这一还有待争论的
假设背后，是顾炎武自己对士绅阶级特性变化的独特感受。他著述的时
代，正是大量土地迅速成为高官的酬赏，房地产的经济基础衰退之时。
顾炎武的确因为一个不忠的农奴，丧失了自己在长江下游的家产。因
此，他对逐渐消失的乡村社会有种怀旧之情。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名拥
有地产的士绅可以家长式地处理地方事务，并向地方政府灌输“封建主
义精神”。为了恢复这种假设的仁慈，他继续将上层士绅的责任和道德
理想化。在他看来，这些上层士绅更适合这种赞誉，因为他们是比其先
辈更无私的地主。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管理者的生员没有可以依靠的土
地，因此便只能“鱼肉乡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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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清政府也跟顾炎武一样憎恶生员。像雍正皇帝（1723—
1735年在位）这样的强势统治者，就剥夺了下层士绅呈递诉状的特权，
并禁止他们在地方包揽税收。乡村士绅们尽管在短时间内受到这种挫折
的影响，却依然在地方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虽然可能并非是最重要
的）的作用。也许，正是因为上层士绅不愿再放纵、维护和提升生员的
利益，中央控制与乡绅治理之间的平衡才得以维系。在政界颇具影响力
的上层士绅，常常以下层士绅的劣行为耻。因为，那些行为很容易危及
他们在御前的地位。而且，即便下层士绅逃税32，迫使农民阶级因经济
负担加重而叛乱，本就没有多少财产的他们也不会蒙受什么损失。上层
士绅也会逃税，但他们对社会动荡带来的危险更敏感，因此更有可能谴
责大规模的腐败行为，力挺官方纠正经济BI政的措施。再者，因为帝国
的统一与上层士绅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他们对官方的支持是真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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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与地方士绅之间均势的变动
直到19世纪，朝廷和地方士绅之间的平衡依然维系得很好。如果士
绅挪用公款过多，他们中的一些人或朝廷自身，就会剥夺士绅的特权。
另一方面，如果皇帝谕令知县完全忽视士绅的利益，言官们便肯定会抗
议朝廷的过度干预，并呼吁一种更宽松的行政政策。清朝的皇帝们的确
在帝国行政中心主张（也的确得到了）更大的专制权力，但在政府外围
不乏乡村士绅的18世纪，帝国也逐渐地故步自封。中央政府得以继续保
存，平衡得以维系的原因很简单：作为关键集团的上层士绅从未获得财
政独立和兵权。毫无疑问，虽然士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蓬勃发展，但这
是以牺牲政治独立为代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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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士绅有时也能掌握财政，拥有独立军队。这种情况一般发生
在社会动荡时期。比如：18世纪末白莲教起义时，为求自保的皇帝被迫
谕令地方士绅组织团练。不过，和以前一样，朝廷为避免形成地方军事
力量，平乱之后便解散了那些军队。然而，19世纪，朝廷却丧失了这种
能力。1839年后，遭遇内忧外患的皇帝发现，要收回暂时交给士绅阶层
的军事权和治安权已比之前困难得多。在18世纪，要是发生这种情况，
部分原因是正式的官僚体系资源有限，所以持续增长的人口为其带来了
不小的压力。此外，下层士绅日益熟悉地方事务，俨然成了非正式的地
方政府。到19世纪中叶，上层士绅也发现，他们不熟悉的国内外敌人不
仅成为其地位的新威胁，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地方政治
架构，以掌握军事和税收。在这样的时候，最忠诚的士大夫即便遇到最
贪赃枉法的生员，也会乐于与之结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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