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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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社会地位
在儒家重农主义者眼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农民和手工艺
者生产粮食、制作手工艺品，商人却不事生产，专以交换他人货物而得
利。农民之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他们构建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并用自
己的劳动成果养活广大民众。商人之所以社会地位低下，是因为他们的
贸易行为不仅鼓励无妄的浪费，还会让农民偏离本业。在中国，重农主
义者向来都努力维系着这种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然而，金钱却似乎妨碍
了这种自足。
这种贬低商人的做法与社会现实是矛盾的。事实上，儒家正统蔑视
商人，恰恰是因为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孔子（公元前
551—前479年）著书立说之时，正是强大的商人开始挑战既有的贵族秩
序之际。因此，他对商业的轻蔑意在垂范未来，而非描述现实。换句话
说，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为农民和手工业者不
耻。后者也仅在名义上比前者优越而已。到帝制晚期，商人在国家专卖
行业中起关键性作用时，即便普通商人，也被视为有价值的社会成员。
然而，农业方面挥之不去的偏见，仍会不时对政府的商业政策产生不利
影响。而文人们，当然也会继续空谈“士农工商”的旧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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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商业继续发展。14世纪晚期，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再次统一天
下后，中国又一次拥有全国性的市场。虽然高昂的运输费依旧妨碍主要
商品的跨区交易，但此时已经出现私营部门为运送奢侈品开辟新的贸易
路线。与此同时，诸如南北大运河（为运输粮税而建）之类的公共运输
路线，不仅会运输粮税，也会运输私人货物。如果长江三角洲对山西原
棉的需求量够大，往往就会有私人提供适当的运输工具。再举个例子：
广东的商人想以他们的盐和铁交换北方的金银和布匹。结果，梅岭一线
的挖土工、搬运工、赶牲者、护卫者纷纷成立各自的团体，保护精心设
计的驿站系统和翻越福建群山的运货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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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苏州宏伟的园林和繁荣的戏班花销巨大，这更增加了上
层阶级对货币型租金，而非其他类型租金的需求。明朝统治的最后一个
世纪里，虽然中国的白银出产量无法满足货币流通需求，但与日本和菲
律宾的海外贸易带入了数以百万计的白银。35如此大的货币流通量不仅
帮助支付了多种已经成熟的经济作物，还鼓励了本地待售产品的多样
化。比如：苏州的铁器和精美的刺绣，浙江的毛笔、亚麻制品和蒲席。
商人们把安徽的金属工具运到东南沿海，用销售获得的利润投资福建的
假发，将其卖到江南地区。相应地，家庭手工业也日渐成熟起来。比
如，13世纪时，只有城市里的工匠具备纺织精美锦缎的ji艺，但到了16
世纪，心灵手巧的农家孩子，也具备了相同的JI艺。棉织品成为一种常
规的手工艺品。明末时，中国四分之三的ji地区都出产棉布。缺乏土地种
植棉花的农民，便从城里牙商那里购买原料，几乎完全依靠制造所得维
持生活。对一份宗谱的研究36表明，许多这样的织工，后来都购进了几
架织布机，再雇用几个工人，直到能维持起一个作坊规模的织布厂为
止。丝织业也能维持农民家庭的生计。几代之后，他们的后人可能会逐
渐成为小纺织厂的业主、商人，最后成为在诸如南京一类的主要城市拥
有数间丝绸店的巨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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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资本主义萌芽”并未发展成工业革命。棉纺织工艺尽管广泛
传播，却从未在技术上有所进步。中国没能出现类似萨克森纺车或飞梭
之类的发明，或许是原材料有限，而劳动力却过剩的缘故。这种情况
下，人们也不会有什么动力发明节省劳力的装置，以生产出更多布匹。
此外，棉纺织业是家庭手工业最常见的形式，每个家庭都能根据需要生
产出大部分布匹。即便纺织业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长江下游地区，
在纺织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依旧是个体农户。因此，整个棉纺织业的基
础，就是庞大的、由市场机制协调的附属劳动力。而此处的市场机制，
完全取决于不直接参与生产的商人。37织布的各个环节（轧棉、纺纱、
染色、织造）并非在一个作坊里完成，而是倚赖一系列擅于处理复杂事
务的中盘商、批发采购员、牙商和零售商，从商业角度将各个技术原
始、相对分散的个体作坊联合起来完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的需
求比技术进步重要得多，所以熟练的经商手腕取代了有效管理。此外，
棉花批发商远离生产第一线，所以基本不知道布匹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即便兼营批发的制造商，也因为中盘商的缘故，无法接触到实际的棉花
生产过程。17世纪，苏州有七十位主要经销商以固定价格向劳工承包商
购买布匹，而非自己雇用工匠织布。如此一来，商人们满足于按市场机
制调整价格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根本没有提升技术的意识。因此，中国
的商人或许能跻身世界一流商人的行列，却永远成不了大资本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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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的不安全性
明清的商业成功，并没有自动为商人带来社会保障。财富可以买来
政治影响力，却永远无法让官员俯首帖耳。商人们甚至连一个属于自己
的辖区（一种如市政官或参赞管辖的，类似避难所的区域）也没有。16
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根本算不上自治市镇。大多数大型贸易中
心，首先都被视为由督抚和州县官员进驻的行政中心。尽管汉字中
有“城”（该字在中文里意为“墙”）这个词，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社会之
间，却没有像其他文明一样，存在固定的疆界。大多数重要的城市中心
与周边乡村并无明显界限。集市逐渐融入郊区，继而不断减少，最终与
人口稠密的农田连为一体。区、县或省会的政府官署尽管都位于城墙以
内，但那些城墙都是早期的边界，并未将17世纪和18世纪新拓展的城市
景观包括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