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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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声望：作为一个阶层的士绅
功名并不能代表一切：“绅”并非决定地位的唯一要素。明清小说中
老套的喜剧角色（在英国，这类角色通常是乡村牧师）往往都是衣衫褴
褛的生员。勉强糊口的下层士绅经常被刻画成穷困潦倒的机会主义者，
靠教授地方大户子弟“笔耕”过活。因此，历史学家回顾这一形象时，便
立刻意识到：有功名者在社会中的地位比某些世家或望族的地方名流
低。的确，即便这些家族缺乏有功名者，他们也显然属于当世的地方士
绅阶层。因此，人们对士绅的看法是片面的，往往只看到了“绅”的部
分，即仅以帝国政府授予的功名来定义这个阶层。20那“士绅”中
的“士”字，又该如何解释呢？
在周朝的经典著作中，“士”指为王效力的贵族，最广为人知的定义
是：接受官职的人。公元前六七世纪前，官员都是贵族出身。因为孔子
为“士”，所以该词的含义逐渐扩大，最终包括了“文人”——因教育而非
出身成为贵族的人。清朝，“士”已被宽泛地用于描述未必是“绅”（有功
名者）的地方精英领袖。知县的手册里将其定义为“四民之首”，并点出
其职责在于“劝服百姓听从官方教谕”
21。作为“士”的士绅不仅是政府的
产物，也因为基于财富、教育、权利和影响力的地方声望，有了属于自
己的独立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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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定义是很极端的，与之前划分“有功名者”的标准形成了鲜明对
比。如此一来，士绅便不是一个有地位的群体，而是一个阶层，且其地
位等同于在明朝拥有地产、在清朝深入城市房地产和高利贷行业的地主
阶层。毕竟，除了富人阶层，有功名者还能出自哪里呢？要想通过科
考，花费可不小，塾师的费用何其高！期待“求学立刻带来回报”无异于
奢望，一般的农民家庭都无法为此付出“缺少一个劳动力”的代价。因
此，财富和非正式的社会地位要先于获得功名。而若能获得功名，乃至
出任一官半职，则能通过由此与官方建立起的联系和获得的政治影响
力，长久维持家族的地位。
因此，“士”的定义便从“获得功名的个体”转变为“社会地位显赫的
世家或大族。”的确，范仲淹（989—1052）之类的士大夫强调宗族有向
人们灌输儒家道德观、照顾穷人的社会责任。11世纪后，中国士绅阶层
兴起便很符合上述观点。宗族通过投资共营的产业，成功资助族中应考
的子弟、扶助鳏寡孤独，并通过接济贫穷族人的方法，大体上缓解了经
济上的不满情绪。朝廷自然欢迎这种做法。因为如此一来，宗族既不会
成为精英与地方官争夺农民控制权的工具，也不会过多地与其他宗族争
夺财产和用水权，使乡村沦为宗族争端的战场。
成功接踵而至。宗族通过共有产业日益壮大，但也反过来为积累更
多财富提供了理由和资源。在其成员看来，宗族应该竭尽所能，通过在
科考中分担应考者的经济压力，来增加族中正式士绅的人数。最成功的
家族是那些按能力为族人分派工作的家族。22一些族人依旧务农、一些
经商，而好读书的子弟则被鼓励争取功名，以光耀门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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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一种社会荣耀，随之而来的还有政府的饷银。尽管清朝官
员任期很短23，但他还是能在任期内为自己和族人大赚一笔。常规俸禄
很高（18世纪，一名总督的年俸为一万八千两，约合两万三千四百银
圆），此外还有众多诸如漕规（比如占部分税收的粮食税）的规费收入
和各色礼品。知县的年收入为三万至四万两。比他官阶更高的那些人，
正式和非正式收入就更高了。每一年，清朝的总督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捞
到二十五万银圆。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会回归长年来供养该官员求学的
宗族金库。许多宗族都会自动评估族中官员的财富，规定其捐献的份
额，并十分期待他们贡献更多，促进宗族繁荣。这些贡献通常还包括购
买“义田”。而义田的租金，便成为宗族信托收入之一。例如，19世纪晚
期，苏州地区便有将近两百万亩田（约三十万英亩）属于望族。但土地
并非唯一的投资方式。富户约于18世纪初加大对典当业的投入，因此，
到19世纪，对农村信贷的掌控成了士绅的主要经济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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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虽不是收入的唯一来源，却足以成为世家热衷培养族内官员的
理由。如果一个富裕的宗族缺乏有前途的应考者，也许就会从邻里收养
一个聪明的男孩，或把族内的女儿嫁给其他宗族的子嗣。有个研究24调
查了帝制晚期长江下游地区的九十一个著名家族，发现最有影响力的家
族通过上述方法，可以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保持八代，大大超过两个世
纪。最为显赫的望族则可以保持声望二十一代（五百五十年）不衰。苏
州的范仲淹家族，便是一个突出的实例。范仲淹于11世纪创建的基业一
直保留到了20世纪，其家族成为太平天国起义后主要的大地主之一。但
这并非意味着在此期间，这些家族都必须要出高官。中国历史上，只有
福建著名的莆田林氏在整个明朝不断出高官。然而，能造成声望转移的
重大政治动荡发生之前，许多在京缺乏声望的著名家族仍可能仅仅
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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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的双重性反映了王朝晚期中国多阶层社会的复杂性。13世纪
前，士绅和普通大众泾渭分明，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社会差距。到
了明清时期，便无法再用之前那种简单的方式来描述复杂的社会景象。
早期儒家发现，用“士农工商”来划分社会阶级并非难事，但一位16世纪
的观察者，即便注意到官僚精英显著的社会地位，也会很快发现，以上
述那种绝对形式来划分社会阶级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任何一个乡村，都
至少包括与帝国最高政治阶层相关的京官、担任私塾老师或地方幕僚的
下层士绅、缺乏官员却声望颇高的大家族、放高利贷者和市场掮客、富
农、自耕农、成功的佃农和贫穷的农民。如果该村周围有一个大城市，
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而任何一种绝对划分精英和大众的方法，也会
因此而受到挑战。异族通婚、官员流动、商业成功和社会动荡等因素交
织在一起，让不同的社会群体处于明显的变化之中。一个贫农或许不可
能突然跃升至社会顶层，但一个有野心、小有积蓄、不乏才子的农民家
庭通过不断努力，却可以先积累更多土地，继而进入贸易和典当业，跻
身下层士绅阶层。或许在未来的某一代子孙手中，这个家庭甚至能进入
管理帝国的士大夫精英阶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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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业与个人利益
历史学家们不仅强调士绅的双重性，也将士绅承担的社会角色的道
德性一分为二。在19世纪的西方观察者看来，士绅似乎往往是有序社会
的中流砥柱，不仅以一种家长式的作风引导着农民阶层向更高的道德标
准迈进，还无私地推行慈善、管理公共事业，并在“位高则责重”的心理
驱使下，承担起保护农民安全的重大责任。另一方面，在很多目睹了中
国革命的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士绅阶层就是一个贪婪的、极具剥削性的
阶层，那些说教般的特质似乎就是一层薄薄的伪装，用以掩盖其不断以
大众福利为代价，牟取私利的真相。
此处的差别，或许就出现在儒家理想的公共事业与士绅的利己主义
现状之间。毕竟，深受儒家伦理思想教育的士绅们都坚决主张：促进社
会的道德进步是君子的责任。君子烂熟于胸的《论语》将君子比作风，
民众比作草，风行草偃。到了帝制晚期，士绅不仅是道德典范，还要通
过诸如调解地方争端、照顾穷人和热心慈善等具体方式，来为自己在地
方志或族谱上赢得一个值得尊敬的好名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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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在地方政府中的角色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士绅们的这些行为是备受尊敬的。因为朝廷清
楚，若没有他们的这种非正式协助，要治理全国一千五百个县是极其困
难的。19世纪，知县一般都得负责诉讼断案和税收，并管辖将近二十万
人。清朝为避免官员培植己方势力或任人唯亲而实行的“本籍回避”政
策，有时会导致官员因为不通方言，而根本无法与广大民众沟通。每位
知县手下都有主簿或典吏，除此之外，知县还会聘请一位书办胥吏25、
捕快衙役和税吏。早些时候，这些人或许已经足够管理一个中等大小的
县，但帝制晚期人口大大增长，很快便超出了这些属员的行政承受能
力。虽然县衙可以聘请更多杂佐吏员来帮助苦恼的知县，但早在明朝，
朝廷便施行了一项旨在减少地方政府开支的政策：用徭役税代替官方饷
银，作为这些属员的薪饷。随后的清朝基本沿袭这一政策26，从而导致
了两个重要结果：其一，县衙的属员和胥吏被迫依赖非正式的规费过活
的现状，往往会引发强取豪夺和行贿受贿之事；其二，因为知县关注的
焦点是通过厘清诉讼和准时缴纳税款，来保持自己人事记录的清白，所
以其“父母官”的职责便更多地转移给了士绅阶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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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导民以德”的做法，不仅十分契合儒家社会自律的理想，也蕴
含了儒家正统思想对法家27严刑峻法的厌恶。至少从宋朝开始，大多数
儒学政论家便更偏向自由“无为”，而非官僚管控。他们担心物价调控和
其他社会福利制度会导致危险的中央集权主义。在他们看来，集权主义
终会扼杀个人权利、强化朝廷暴政，使政府失去人心。法家在实际的政
府管理中，的确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比如，以百户为单位登记人口的
保甲制度本是可以保证户口登记，使邻里对彼此良好品行负责的制度，
但儒家仍轻而易举地指出：保甲制度是一种自我监管制度，它鼓励社区
团结，而非建立无处不在的公共安全系统。因此，它倾向于让人们彼此
监视，效果更胜于建立一个以秘密镇压为宗旨的治安当局。因此，地方
政府的许多日常事务便不在官员们的掌控之中，而是落到了老百姓的头
上。早在宋朝，便会遴选农民，为官府服务，负责日常保安、征税和土
地登记等工作。14世纪，明政府委任富商出任粮长一职，掌听讼理狱之
权，解运粮税入都城南京。这一制度虽然减少了政府预算，有助于改
善“贪婪成性”的衙门28胥吏垄断税收的现状，但对倒霉的收税人来说，
粮长一职很快便成为沉重的负担。因为其他人的逃税行为，总会让前者
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到17世纪，明朝税收制度已极端混乱，随后的清
王朝采取了更直接的收税方式。不过，清廷依然允许不具官方身份的人
负责其他地方行政职责，部分原因是各处乡村都储备着大量可做管理事
务的士绅。15世纪后，随着乡试扩大录取名额，三百年间，生员的数量
从四万增至六十万。因为政府官职越往上，名额越少，所以越来越多无
法取得更高功名和官衔的下层士绅，便承担起了地方行政中的非正式角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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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早期，地方士绅在地方行政中主要承担五类不同职责，每
一类都是其收入的重要来源：
1.调解农民之间的法律纠纷。作为酬谢，农民得向自己的士绅代言
人支付聘请费。
2.监督地方学堂与书院。这些机构收取的捐款就是书院山长29和老
师的工资。
3.监督水利工程。有时，这些工程会发展出劲头十足的乡约组织，
为管理者带来丰厚的酬劳。
4.招募和训练地方民兵。练兵费用和士绅教官的年薪，都来自公众
捐款。
5.包揽农民税收，上交衙门属员。士绅在每个地区包揽税收时收取
的规费，可高达数万两白银。
18世纪后，这些新的管理收入开始取代土地，成为士绅阶层不可或
缺的经济来源。清朝建立后，多数士绅的阶级特性都是地主所有制。到
了清代覆亡之际，这种特性则由管理技术来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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