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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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士绅
◎士绅的双重性
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制度在更高、更正式的水平上，很容易形式
化。皇帝位于权力的顶端，周围是有时能被授予世袭勋位的皇亲国戚和
心腹大臣。皇帝之下是执行皇命的各级官僚。过去，西方人常常称其
为“满大人”。官僚机构的成员是在科举中取得较高名次的士大夫们，其
等级可一直向下延伸到知县及其僚属。但在县衙官员和农民之间，一般
还有个被称为“士绅”的群体。该群体就像另一个承担着社会福利事业的
非正式的政治社会团体。中文里，“士绅”一词常用来形容地方精英，所
以英文虽用“Gentry”一词来表述这个群体，但将之译为“绅士”，却不够
准确。“士绅”
13一词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群人的绅士地位和他们处于乡
村的生活状态，却无法体现他们具有的官方地位和身份。其他诸如“满
大人”和“有功名者”的称呼虽然体现了士绅的公认地位，却忽视了财
富、教育甚至出身赋予这些人的非官僚身份。只有在表明“士绅”既非纯
粹的官僚主义集团，也不仅仅是地方名流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用该词来
统称这个群体。与英文中的“Gentry”不同，中文里的这个词
由“绅”和“士”组成，将士绅的官僚特质和贵族倾向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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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的官僚层面
“绅”这个字体现了士绅贤达的特质。最初，该字指的是帝国官员用
以体现其官阶的刺绣腰带，其地位在帝国晚期相当于通过科举考试获得
的功名。14因此，获得功名的人才有资格戴金、银顶子，穿猞猁皮和黑
貂皮，参加官方祭祀典礼、领取地方和朝廷的津贴、享受免除徭役和不
受知县刑罚的特权。不过，这一正式身份不能世袭，士绅的后代要想获
得相同的特权，必须设法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功名。
这些备受限制的特权和合法津贴都是国家的赠予。因此，“绅”是帝
国朝廷创造的产物。汉朝倾覆后，仍有许多垄断土地、拥有私人武装的
世家大族。事实上，正是因为唐代皇帝需要一批官僚来与之对抗，士绅
阶层才由此兴起。3至7世纪之间，君主与世家大族共享天下。皇帝的臣
子与妃子都来自世家大族。因此，这些家族的声望堪比皇室。取而代之
的唐朝统治者为争取独立，建立了一个向有才之士开放的新官僚体制。
因为这些文职官员的权柄均来自君权，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君主的
仆人，而非主人。的确，这一官僚集团一经建立，就推行了一系列剥夺
世家大族特权的制度，让朝廷恢复汉时威仪，并在人口、土地和军事力
量等方面重振权威。因此，皇帝终于依靠官僚集团打垮世家大族，赢得
了这场与世袭豪族间旷日持久的大战。然而，世族败退后，皇帝却发现
自己手中的武器——新兴的官僚阶层变成了新的竞争者。12至13世纪，
渴望更加独立的文官集团在政府机构外购置庄园，逐渐成为有地产的士
绅。在官僚体制内，他们则想方设法地确保“荫”的世袭特权，以便让高
官子弟能以监生（国子监门生）的资格，自动获取士绅的身份。君主一
方面通过免税和赋予官员拥有农奴的特权，来根除地位稳固的新兴士绅
们，另一方面广开科举大门，敞开所有为官或获得“绅”地位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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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的官僚层面
“绅”这个字体现了士绅贤达的特质。最初，该字指的是帝国官员用
以体现其官阶的刺绣腰带，其地位在帝国晚期相当于通过科举考试获得
的功名。14因此，获得功名的人才有资格戴金、银顶子，穿猞猁皮和黑
貂皮，参加官方祭祀典礼、领取地方和朝廷的津贴、享受免除徭役和不
受知县刑罚的特权。不过，这一正式身份不能世袭，士绅的后代要想获
得相同的特权，必须设法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功名。
这些备受限制的特权和合法津贴都是国家的赠予。因此，“绅”是帝
国朝廷创造的产物。汉朝倾覆后，仍有许多垄断土地、拥有私人武装的
世家大族。事实上，正是因为唐代皇帝需要一批官僚来与之对抗，士绅
阶层才由此兴起。3至7世纪之间，君主与世家大族共享天下。皇帝的臣
子与妃子都来自世家大族。因此，这些家族的声望堪比皇室。取而代之
的唐朝统治者为争取独立，建立了一个向有才之士开放的新官僚体制。
因为这些文职官员的权柄均来自君权，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君主的
仆人，而非主人。的确，这一官僚集团一经建立，就推行了一系列剥夺
世家大族特权的制度，让朝廷恢复汉时威仪，并在人口、土地和军事力
量等方面重振权威。因此，皇帝终于依靠官僚集团打垮世家大族，赢得
了这场与世袭豪族间旷日持久的大战。然而，世族败退后，皇帝却发现
自己手中的武器——新兴的官僚阶层变成了新的竞争者。12至13世纪，
渴望更加独立的文官集团在政府机构外购置庄园，逐渐成为有地产的士
绅。在官僚体制内，他们则想方设法地确保“荫”的世袭特权，以便让高
官子弟能以监生（国子监门生）的资格，自动获取士绅的身份。君主一
方面通过免税和赋予官员拥有农奴的特权，来根除地位稳固的新兴士绅
们，另一方面广开科举大门，敞开所有为官或获得“绅”地位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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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不论获得何种功名的人都可入仕，但到1850年，肯定能获得
官职的，便只有进士了。18政府严格控制入仕的人数，尽管机会之门向
生员们大开，实际上却只有位于顶端的少部分人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
而出。每次乡试都有将近两百万童生参加，但只有三万人能顺利成为生
员。这三万人中，仅一千五百人能通过会试成为举人。而这些举人中，
只有三百人能获得最高的进士学衔。有志攀登这一阶梯的人十分清楚，
他只有六十分之一的机会获得最低的学衔。令人沮丧的是，一旦成为生
员，他通过会试的几率同样很低，仅为二十分之一。不过，如果他能符
合举人的要求，便有五分之一的机会成为进士。换句话说，不论在哪年
参加考试，这两百万等在帝国乡试考场外的考生都知道，自己只有六千
分之一的机会，获得一定能被授予官职的最高学衔。整个帝国，不论高 低，
有学衔的人共有一百四十万，但政府可提供的官职，却只有两万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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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十分激烈，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性也很高。任何一次考试，最
后获得士绅身份的人中，都有三分之一是新鲜血液，即他们的父辈从未
获得过任何功名。而每十个进入这一阶层的人中，只有两人的直系后代
能通过获取功名来保有家族的这份公职。如果功名是身份的唯一象征，
那精英阶层就在持续变动。因此，相比汉诺威王朝的英国绅士，中国士
绅的稳定性就要差很多。和18世纪法国的贵族相比，通过科举获得士绅
身份的人，比例也跟前者大相径庭。19世纪晚期，全中国仅有百分之一
点七的人口属于士绅家庭。19
因为要达到更高阶层非常难，所以举人和进士具有极高的社会声
望。上层士绅（举人和进士）与被称为“士民”的下层士绅（生员）区别
相当明显。只有少数士绅（1723年至1795年间，仅六千八百八十四人获
得进士学衔）能在国内扬名。尽管机会渺茫，该头衔能带来的荣耀，仍
足以激励数百万文人年复一年地为科考埋头苦读。由贫到富、由忍饥挨
饿的一介书生到受人款待的帝国文人，这一鱼跃龙门般的跨越是极不寻
常的。然而，成功的可能性既不能缓解社会不满情绪，也无法给予这个
文明持续发展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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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体系把士绅阶层的文化水平维持在一个较高的程度。在诸
如清初等特定时期，考试科目还包括法律和行政管理。不过，最普遍的
科举试题仍与文学和哲学有关。这些出自儒家经典的试题不仅需要应考
者提前背诵，还需要用极难掌握的八股文作答。因此，所有的士大夫不
论地域或社会背景，都得学习相同的儒家经典，并以通用的文言写作。
这种高层文化将士绅与不通文言、书法或不懂基本儒家经典的普通人区
别开来。不幸的是，科举制度鼓励死记硬背朝廷奉为正统的经典。批评
该制度的人认为如此将禁锢创造性思维，培养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
虫，而非知识分子。这意味着一个资质上佳的学生若立志科考，便需要
五岁习字、十一岁熟记四书五经，十二岁精通作诗并于之后开始学习八
股文写作。如果他能坚持不懈地严格遵守这个时间表，便能在十五岁时
首次尝试乡试。大多数情况下，初次应试几乎都会落榜。但经过反复尝
试，他或许能在初登弱冠后的二十一岁光耀门楣，获得生员学衔。大多
数人二十四岁才能通过乡试，平均三十一岁成为举人，三十六岁成为进
士。实际上，似乎一系列考试，便是有志功名者全部的生活。比如，乡
试其实由三场不同的考试组成。通过考试成为生员的人，之后每三年都
得参加一次考试，以保持自己的士绅身份。已达到殿试水平的士绅要实
现相同目的，花在考试上的时间肯定早已超过一百六十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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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代价如此高昂，却无人质疑这一制度的合理性。那些通
过科考的人，付出的精力和时间都得到了回报。可以说，他们与其他踏
上这条艰苦之路，一生都致力于钻研经典文化的人有着共同的期许。但
那些考场失意的人会怎样呢？那些身处底层，未能成功攀上这座陡峭金
字塔的学子，必定会无比沮丧、失望至极。而那些成为生员的人，则更
加明白除非继续往上爬，否则多年的苦读依然不能为他们换来一官半
职。朝廷试图通过定期奖励资深生员，授予他们贡生（帝国学生）头
衔，让其有资格捐得一些下级官位，来缓解他们的不满情绪。然而，挫
败感仍持续引发着普遍的怨憎情绪。问题就在于，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成
功的几率是六千分之一。虽然与其他任何传统文明或近代文明相比，帝
制晚期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的擢升几率更大，但精英阶层的发展仍然受
到了严格的限制。因此，不得志的生员往往以抗议活动来发泄。很多叛
乱甚至一些大规模暴动的领导者，不是政见不同的下层士绅，就是为了
通过更高级别的科考，耗时多年的应考者。然而，地方上（有别于中央
政府）的声望又不至于让这种不满情绪完全失控。上文提到的那些士绅
才能穿戴的服饰和社会的认同，不仅能满足最底层士绅的虚荣心，也能
让其有别于普通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