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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摄影家的门槛——从李少白的摄影作品谈起》
读这段文字的时候，脑子里总能浮现出很多作者提到的人物类型。

在此，我提出树立摄影家自信的六项建议如下：
1 反纳头便拜
我国摄影初学者的纳头便拜，我感触很深。《西游记》里有个故事，唐僧到了一处叫小雷音寺的地方，他以为小雷音寺和西天佛祖的雷音寺应该没什么区别，执意要进去拜佛祖，结果一进去，那些扮佛祖的妖精就现了原形，抓了唐僧。
很多人一旦要学摄影，首先是寻找“专业”人士。有职称和影赛获奖的，就是 “专业”。只要有个什么光环，就有人来拜。县里的拜省里的，省里的拜京、沪、穗的，京、沪、穗的拜国外的。反正见庙就拜，见和尚就作揖，见到神甫就忏悔。于是，很多“专业”人士也乐得顺水推舟。俄国小说《钦差大臣》里曾描述过，在一个远离首都的俄国内地小城，传说要有钦差大臣微服私访，于是，当地头面人物在旅馆、咖啡馆，到处留意来自首都的人，终于，操彼得堡口音的一主一仆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大家一致认为这两个人就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于是争相上供谄媚，最后被那两个离京躲债的骗子顺水推舟，骗财骗色。
时下，很多文化旗帜杂陈四下，作品中第一人称出现得多的，就自称是表现主义，作品中说别人多的，就是现实主义，扣上风纪扣出门就是古典主义，露出肚脐眼出门就是浪漫主义，胡说八道就是抽象主义！反正是吓死人不偿命！四处的文化青年在互联网上找、在咖啡馆找、在健身房找，到处找这样的旗子下拜，他们和《钦差大臣》里那些找彼得堡钦差大臣的人们有什么区别吗？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会被骗的。
学艺不能乱磕头，这是树立艺术自信的第一步。
2 反猴子捞月
猴子们爬上树顶去够月亮，看起来近却怎么也够不到，有个更聪明的猴子忽然说，“错了，月亮在水塘里”，于是猴子们又一个接一个的接起“猴梯”去水塘里捞月亮。有的“猴梯”怀揣“走向世界，接轨世界”的梦想，赶赴“国际影像见面会”，谒见几十个“国际摄影图片经纪人”。有的“猴梯”听说某地总出金奖作品，就蜂拥而去。
猴子的错误是它们不知道月亮的影像并不等于实质的月亮。像猴子捞月的煽动者那样，把漫长的、系统化的，有可能失败的过程浓缩成一个“水中月”，一剂万能膏药，给有心超近路的人一个实践幻想的场所。这样的“猴梯”，建议还是散了吧。
3 反艺术会计
世界上有艺术家，还有艺术家的家。别的艺术家的生辰、八卦消息、作品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的内幕、心路历程，他们都知道。这些艺术家的家，总是不吝辞令地吹别人的成功，也在向别人暗示自己非凡的见识和抱负。不过最近几年艺术家的家也不太好当了，很多人没有实力当艺术家的家了，就当起了艺术会计。经常听一些艺术会计说：“那家伙好专业，用160G硬盘”、“听说大学时候是学生会主席”、“某杂志把他评为今年十佳了”。艺术要自我，而会计是给别人数钱的，艺术会计本身是矛盾命题，艺术会计本身不具有艺术个性，不具有独立的艺术人格。
会计难免要做花账，艺术会计也难免要穿凿附会、哄抬炒作。艺术会计总会找出很多老百姓听起来高不可攀的东西，和摄影生硬地捆绑在一起，比如老百姓崇拜的高学历、昂贵的设备、著名杂志、子虚乌有的外国评论家，这些捆绑误导着老百姓，类推着摄影者的艺术成就。不过，一系列类推最后的目的，是会计们要大家推导出艺术会计本人的非凡度量，非凡见识，你如果不崇拜他们的表演，他们要不高兴的。
4、反故弄玄虚
某年在漓江的游船上，见到几个身背照相机的小贩，手拿样片在推销漓江留影照片，仔细一看，原来都是多重曝光的照片，也就是说，一张照片上，被拍照的人出现了两个对称的身影。小贩逢人便说：“特技摄影，分身有术”。尽管大多数人无动于衷，但小贩们非常镇静，仿佛心理很有底似的每层甲板转悠，而且还真会有一两个人好奇的拿过样片看看，然后掏腰包让小贩给拍一两张。事后我发现，漓江的每条游船上都会上两个这样的摄影师，而每条游船上也都会有三五个人掏腰包。那天我非常感慨，多重曝光真的是摄影中非常普通的一个功能，操作非常简单，几乎所有照相机都有这个功能，只是因太不实用，平时没人用。漓江游船上的小贩只是会了这么个雕虫小技，就能非常稳定的掌控几个“信邪”的人。小贩们镇定的神情，肯定不是来自对“特技摄影”的自信，而是对每条船肯定会有人着道的自信。
我很佩服漓江小贩们故弄玄虚的广告词：“特技摄影，分身有术”，八个字简单明了，富于煽动性，比起现在很多故弄玄虚的摄影大师高明了不少。有的摄影师大肆吹嘘自己的艺术追求，声称用了什么特制的照相机；见过什么国际大师；每张照片几千元钱的冲扩费；什么风光必须几点几分几秒等。他们喜欢把一些博大精深学问的若干名词挂在嘴上，这些博大精深学问的名词好像是他们镶在嘴里的金牙，一定要多张嘴，才能让别人知道金牙的存在。在我看来，还真没有漓江小贩们那八个字的综合能力强，而他们真正的技术其实并不比漓江小贩复杂。比如用照相机上的曝光涵盖功能一次拍八张照片，然后挑一张曝光最合适的照片给人看等把戏，但是他对外却不会说自己只会用曝光涵盖，而是大谈博大精深学问给他带来的启发。我真的同情漓江小贩们，如果他们也会谈那些博大精深学问的名词，他们也会成为“艺术大师”的。
5、反真假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把朴素的现实和自己的幻想对立起来，最终走火入魔，其行为虽然是悲剧，但是其初衷确是善意的。堂•吉诃德历经艰辛，甚至大战风车。这个活法被很多摄影人重复着，他们徒步去这里那里，离婚、倾家荡产者大有人在，北京摄影人里就有一周去一次坝上的猛士。
假堂•吉诃德则不然，我们可以想想《皇帝的新装》中那两个骗子就明白其嘴脸了。时下，人们坐在一起，不再比手表和名牌衣服，而是吹嘘自己对艺术的见地，旅行中的行为艺术，等等，因为不懂艺术肯定要招人笑话的。于是，一批骗子开始粉墨登场了，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为艺术不顾一切的殉道者模样，他们说话的三段式大体为：这是一个曲高寡和的问题——不懂的人就是不懂艺术——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这些流氓假仗义的家伙往往气壮如牛，胸脯拍得山响，把围观的人们蒙得够呛。堂•吉诃德组织的各种名目的影坛活动很多，除了被忽悠，水平却总是要原地踏步。
6、反认识分子
认识分子对于摄影界的影响尤其深，一张照片，拍到什么人，是摄影界认识分子的主要谈资。他们总谈和各种大人物见面的轶事，而且还要告诉大家，他和名人之间不是简单的拍摄与被拍摄，而是老朋友关系。我有时很想问问这样的摄影师，那些名人的床头是否也挂着你和他的合影，他们的回忆录里也不是也有你？我承认，肖像、人物、新闻纪实作品中，作者和被拍摄人之间肯定要有一个深入了解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作品的辅助，不可能代替创作。现在的文艺界，作者偶像化、读者粉丝化的倾向非常明显，认识分子在自己被偶像化方面推进得很有力度，也赢得了不少粉丝。可惜，没有过硬的作品，多年之后，如果认识分子根本就没有艺术水准足以传世的作品，谁还会记得他们呢！
建议创作者不要把和作品无关的东西搬出来抬高自己，也建议欣赏者不要过分关心“照片背后的故事”，而要多关注照片本身。

仅仅是单纯的喜欢摄影，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猫腻’哈哈～

建议创作者不要把和作品无关的东西搬出来抬高自己，也建议欣赏者不要过分关心“照片背后的故事”，而要多关注照片

《摄影家的门槛——从李少白的摄影作品谈起》一书的签名售书会及专题摄影讲座：“摄影家的门槛”将于2008年4月6日下午2点30分于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六楼会议室举行。该书作者宋宁和我国著名摄影家李少白将出席并主持讲座，李少白还将公布他赴希腊拍摄圣火传递盛况的最新佳作。
这部作品，以全面分析我国摄影大师李少白的摄影语言为起点，阐述了作为一个摄影家应该有的全面艺术素养。围绕作者提出的，摄影的目的是：“表达自我，表现影像”这一提法，采用辩证法的矛盾统一原理，用“源和流”、“虚与实”、“打与走”、“取和舍”、“攻与守”、“死与活”等几组矛盾命题系统阐述了这一定义。虽为摄影类图书，但广泛地把文学、绘画、军事等领域的艺术原理广泛而恰当的嵌入文中。文笔苍劲而活泼，旁征博引，妙趣横生，有五四文人遗风

摄影家的门槛：表达自我，表现影像

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摄影家的门槛——从李少白的摄影作品谈起》一书的作者宋宁，这位是我国顶尖摄影家之一的李少白老师。承蒙读者关爱，中国旅游出版社的领导赏识，和王府井新华书店支持，我们能在此举行签名售书和讲座，非常感谢大家。台下藏龙卧虎，希望大家指教，讲得不对，请多包涵。我的讲座时间不长，才疏学浅，只能念写好的稿子，请大家原谅。稍后将由李少白老师演示此次他随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希腊拍摄圣火传递盛况的最新佳作。

我今天想提出对摄影的一句话和三个建议，一句话就是“表达自我，表现影像”，三个建议，第一是建议多提摄影人，少提摄影家，第二个建议是摄影人回归本心，多考虑自身条件，第三个建议是摄影界，回归中国文化本土化。

“表达自我，表现影像”

摄影家的门槛，我一直强调就是一层窗户纸，我已经用一本书来描述了这层窗户纸的存在和超越办法，今天我特此强调一点，这个门槛其实就是要搞懂摄影的目的，围绕这个目的来开展我们的摄影，就会事半功倍，这个目的我总结为：表达自我，表现影像。这八个字也是我认为的，我的这部书会对中国摄影界产生长远影响的八个字。这八个字脱胎于毛泽东《论持久战》中阐述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车灯，乱山残雪，白日梦）
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而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应该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
　　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我们说，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中，同时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这里。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也是这个道理。
　　在这部书的第二章“不听话的照相机”中，我论述到，人有各种情绪，生气的时候主要第一感是骂街和心里偷偷骂街，一生气就写狂草和弹钢琴的人毕竟是极少数，我们为什么偏要拿起照相机。表达自我的形式有很多，我们为什么非要拿起照相机。因为照相机能够表现影像，而且比画笔表现得更容易。

第一个建议，多提摄影人，少谈摄影家，从我与李少白的合作谈起。

首先谈一下我和李少白老师的关系，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只用李少白一个人的作品来讲这么大的主题，甚至直接问我们有何勾结的人也很多。其实我和李少白并不认识，看了他的作品，我认为符合我所定的摄影家的标准。在中国摄影家是一个很随便的词汇，有一两张不错的作品就可以妄称摄影家。而我认为，摄影家要有三大要素，第一要全面，不能只会三板斧，一辈子只有两三张作品；这其实是借鉴了音乐、绘画界的评论方法，把一个艺术家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作品都要拿到解剖台上，过得硬的才是艺术家，比如我们老百姓都喜欢贝多芬、莫扎特，专业音乐人是喜欢柴可夫斯基的多，因为老柴无论俄罗斯民族的、宫廷的、歌剧、芭蕾舞、器乐协奏，样样精通。那种三板斧摄影家和只会把美人画成张飞、张飞画成大树、大树画成乱石的艺术家，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作为欣赏者，我们也要领悟这一点。以前有个笑话，一个琵琶大师因有一脸络腮胡子，外号“王胡子”，有一次他醉酒时，有人恶作剧把他的胡子剃去了，等他抱着琵琶上台，台下的观众大怒道：“下去，我们要听王胡子！”王胡子摸着自己的下巴叹道，原来他们要听的是胡子。在写这部书时，我嘱咐李少白要把自己各个门类的作品都拿来，即使这样，很多读者还是不理解，“李少白不是拍故宫那个吗？”我建议大家不要再犯“听胡子”的错误，要全面衡量一个艺术家的成就。（加人像、美术馆抓拍）

第二要独特，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一个吃奶的孩子只会用哭来表达自己的意图，而一个摄影家必须用自己的作品中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如果只能用哭喊和匪夷所思的自我暴露来表达自我，那就是穿开裆裤的摄影家。

第三要有艺术性。细枝末节的独特，指鹿为马的象征意义，不能代表艺术性。至于一部分指鹿为马的“观念摄影”，不客气的说，个别故意狡辩、巧言令色的少正卯“教主”所编造的学说，与艺术邪教只有一步之遥。“教主”们为了“国际市场”，“为了下个世纪”的提法和《皇帝的新装》里那两个骗子的作法很一致，骗子说“看不到我在织布的人就是坏人”，大师说：“看不出我作品中‘观念’的人就是白丁！”工商局把传销称为“经济邪教”，国家把某种曾打扮为健身气功的东西也宣布为邪教，而这些东西的早期，都曾有过非常迷惑人的煽动性借口，这些人的主导者都爱自称“大师”，这一点我想很多人都记忆犹新。前些天，国家新闻出版署检查灵异鬼怪类书籍的时候，曾说“《哈利波特》与《西游记》不属于灵异鬼怪书籍，灵异鬼怪图书没有正常道德标准和善恶标准”。我对此深表赞同，没有基本的伦理、善恶与审美标准，没有艺术性，再加上其创作手法为了变化而变化，细枝末节里翻跟头，内容空洞乏味，只能指鹿为马地编出些东西来自圆其说，这才是“观念”的核心。对跟风“观念”的粉丝，我深表同情，但是其中一部分故意狡辩、巧言令色的少正卯“教主”，就有制造艺术邪教的嫌疑。

在以往文艺界的行政权力非常强大的时候，有些艺术家总说，“不自由”，而今变成了“谁给钱谁懂艺术”的时代，这些人们反而不再为艺术痛苦了，能挣到钱的艺术家就是响当当的艺术家，而幼稚的艺术家好比是个孩子，他们没有自己的艺术语言，只能通过哭喊来告诉大人，“我饿了，我是艺术家”，于是，在无数会哭的孩子们中间，哭的声音最大的孩子，就自然成了出钱者首选的对象，在所有人的哭声几乎一样大的时候，谁的自我暴露更加匪夷所思，谁的得分就会更高。于是，谁最能哭最能闹谁就最有挣钱的机会，谁最能给自己乏味的作品编造“观念”和象征意义，谁的作品就最出色，进而，谁就最能挣钱，谁就是响当当的艺术家，这就是当代艺术家们“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成长轨迹。

基于以上三条，我认为，李少白是我认识的摄影人中，可以成的上是摄影家的一位，我决定通过分析李少白的摄影语言来阐述我对摄影的理解。在此，我对摄影界有个建议，多提摄影人，少提摄影家，比如李白、杜甫、李清照如此伟大也只落个诗人、词人而不是诗歌家、词曲家。建议慎用“摄影家”，或者学日本摄影界，在摄影家的上面，再发明个词汇——写真作家，就是摄影作家。

第二个建议是摄影人回归本心，多考虑自身条件，

李少白曾对我形容，绘画好比举重运动员，而摄影好比射击运动员，举重运动员少一斤力气也举不起杠铃，而射击运动员总能蒙到两枪。在摄影的艺术创作中，克服偶然性因素，变偶然于必然，然后在偶然性中实现突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功力。这其实就是毛泽东《实践论》的真谛所在。（加作品，李少白误睡的作品）而这种必然性的创作，不单纯象射击那样击中目标，还要把自己的个性带出来，要有艺术家自己的艺术符号，人生符号，大家说说是不是很难。这个难度，孔子形容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庄子说：“得其环中，以应无穷”，通俗的说，我们的心灵就是这个世界的圆心，我们自己心灵的微妙变化就是运转这个世界的轴心。摄影家之所以能够变化出无穷的创造力，就是因为归于本心，《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立足本心，是表达自我的关键，好比操场上跑内圈和跑外圈的人那样，越是基于本心的人，其创造力的把握，就越走近路，而不是徒劳的绕大圈子。在这个圆心之外，才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几个同心圆。
至于表现影像，我们还是要用绘画的例子来解释。我们刚才看了李少白的几张照片，我认为，这就是攻守兼备的几张照片。齐白石、黄宾虹被傅雷称为20世纪国画顶尖高手，这二人都说过，画得一模一样是欺名盗世，画得完全不像，再指鹿为马的说画得像什么，也是欺名盗世。西方的绘画走的一条道路是从幼稚到非常具象，然后逐渐走向抽象，以毕加索为分水岭，以后的西方绘画开始为变而变，越来越图案化，在西方也产生了很多“皇帝的新装”式的艺术家。现代西方绘画界对此也在深刻反思，现在西方正在走一条吧具象与抽象融合的艺术之路。如果搞“观念”，那么何必要用摄影来表达呢！直接骂街不好吗？

对于赞成我“表达自我，表现影像”提法的人来说，我建议大家要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巴尔扎克曾说过：“会读诗的人会把诗中自己喜欢的一点拿到自己心中无限放大。”中国的艺术尤其如此，比如“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一句，日本人把钟抢回去敲，怎么也敲不出味道来，送回寒山寺，每年新年来敲，还是敲不出韵味，这就是日本人不明白的地方，要想体会这首诗的意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闭上眼默念一遍就可以了。把钟声放到心中放大，岂不比为寒山寺的钟声谱上五线谱更有意思。
摄影因为有个技术的门槛，也就是器材的门槛，使很多人认为这个门槛非常好跨越，很多人拿着极其昂贵的器材。器材的门槛，就取代了艺术家对自身条件的反思。以京剧为例子，四大名旦都学过王瑶卿，但是“梅兰芳的样，程砚秋的唱，尚小云的打，荀慧生的浪”，各有发展，这和四大名旦的自身条件有关，梅兰芳美貌、程砚秋嗓子好、尚小云曾是武生、荀慧生演梆子戏出身，唱腔不好，但是他以表演见长。而摄影界，我恰恰从没有听过那个摄影家反思过自己的自身条件向什么方向发展，器材这个东西成了很多摄影人包打天下的保障。甚至，绘画界中队幼稚的作品称为涂鸦，我也没见过有谁对幼稚的摄影作品成为涂鸦。
（白菜蜂窝煤）
回归本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态度，我在书中写道，出门而去的人只是走出了艺术探索的第一步，回家路上的人才能成为艺术家。离家而去的人对现实生活采取的是怨尤和不满的态度，这其实是离圆心越来越远，跑大圆的过程，而回归本源的人，才是越来越接近圆心的人。好像每年过年回家，离老远见到自家的院子，是何等激动。

第三个建议是摄影界，回归中国文化本土化。

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时髦人士爱抽进口香烟，如希尔顿、万宝路之类，北京称为“鬼子烟”、“外贸烟”，上海称为“外烟”。时至今日，鲜见以抽外烟为荣者，究其原因，不单单是烟民爱国，实在是口味使然！推及艺术领域，亦多有此现象，西洋歌剧演员与流行歌星虽然多，但是大型晚会的压轴基本上还是民族唱法的演员；油画到中国粗算来百年有余了，可是大型建筑内的壁画仍然以国画为主；话剧到中国粗算来也有百余年了，而话剧演员基本上要在影视剧中、晚会小品上成名后才会在话剧舞台上玩票，而少见以话剧成名的演员。
舶来品的摄影，气运又如何呢？尽管摄影圈里热热闹闹，爱好者中高官、老板很多，但是经常听到摄影家问，摄影作品为什么不如国画作品那样，能卖那么高的价格，摄影大师的名气也远不如国画大师在老百姓中那么响亮。我认为，摄影的理论总结不准、不够，导致摄影行为不能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摄影的评论水品不高，导致作品好坏标准被颠倒；摄影学习体系不完善，导致半途而废者众多。这是摄影作为舶来艺术，总是热热闹闹但发展不大的要因。
国画与昆曲这类传统艺术，尽管也有过衰微的阶段，但是国画、昆曲衰微的时期基本上都是中国整体国运不济的时期，一佚国运昌隆，口袋里有了闲钱，家里挂几张山水，到剧场捧捧角儿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国画、昆曲象中国人院子旁的大山，柴火没了就进山去砍，石头没了就进山去采，现代中国的油画、装饰、设计没了出路就去国画理论中搬救兵；京剧代昆曲而起时，昆曲的唱腔、身段大量融入新兴的京剧，各地地方戏曲也从昆曲中学习。

孔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论语》）。就是说，不按前人的踪迹去求学，始终不
能登堂入室，窥见知识的奥妙之处。传移模写在六法论中本来排在最后，但是，放到孔子说的“践迹”的高度来看，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代临摹学习的佳作具有很高的地位，比如我们到处可见的《兰亭序》，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得到王羲之真迹后命当时的大书法家冯承素、褚遂良、虞世南的填廓本，而真迹据说已经被唐太宗带进陵墓。同此理，北宋米芾临摹的王羲之作品，今人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亦作为杰作，拥有崇高的地位。
传统书法、绘画中的临摹、临帖，不单单是初学者的作业，很多大师一生都会寻找更适合自己的范本去临摹。比如书圣王羲之年轻时学卫夫人，觉得自己深通其理，就去遍访名山大川，见到李斯、钟繇、蔡邕等人的字，后来看到张昶的《华岳碑》，慨叹自己“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有些自称“少赋不羁之名”的“性情中人”，经常自称自己生来就反传统，这样的话有很大的迷惑性，仿佛传统就是扼杀天才的刽子手。我对此很不以为然，最简单的说，人类生下来的时候，都是从哭闹开始的，长大成人后才成了中国人、外国人、艺术家、政治家，如果“少赋不羁之名”的“性情中人”真的什么人的足迹都没有追寻的话，那么他的一生应该只会哭爬才对。有人说胡适曾提倡“全盘西化”，籍此把胡适当作反传统而造反成功者的楷模，其实，五四时期提倡西化的精英，无一不是国学大师，他们在深通中国学问的短长之后，才会大力提倡学习西方文化中与中国学问的互补问题，五四以来，我还没见过哪个本身对中国学问一无所知的人提倡的全盘西化理念被大家承认。
我所说的传移模写，并不能被狭义的理解为学谁的作品，这和我提倡的尽情地按快门的学习状态并不矛盾（见《摄影家的门槛》一书）。我主张摄影者要有独立的欣赏与评论能力，象王羲之那样，通过欣赏来揣摩成功作品的奥妙，吸收营养，适当模仿，检验自己的思考。因此，本篇所说传移模写的真正目的在于培养独立的欣赏与评论能力。我将改能力的培养分为以下五步。
第一步：分清香臭，知道什么是值得学习的东西，什么是不值得学习的东西。艺术家、摄影家，都是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仔细研究这些人的作品，进而理解这些艺术家的艺术语言，才是学习艺术的正路。在当今的网络时代，各种声音嘈杂高亢，这对我们总结提炼，分清香臭的能力提出了挑战。如何在绯闻、奇装异服、网络炒作、耸人听闻中剥离出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其功力是一切学习的第一步。
分清香臭的重要性还在于可以避免阿Q道路，阿Q在被绑赴刑场的时候，看着围观的人群，寻思着唱一句“小寡妇上坟”、“手持钢鞭将你打”之类的戏文，最后无师自通的吼了一句“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人群中传来了一片豺狼般的欢呼。这些欢呼的人回家后骂道：“白跑了半天，连一句戏都没听见”。
不可否认，有些人要通过作践自己赢得掌声，一些观众，尤其是出钱的观众需要看到一些表演者作践自己，他们希望听到一些大家喜欢听的噱头。前些天在电视上看到费翔抱怨，“我费翔就是到了八十，也会有华人观众让我唱‘一把火’，让我作那个手上下颤抖，表现火光闪闪的动作。”分清欣赏者的要求是什么，分清你是不是要搞些噱头，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要轻易恶心了自己娱乐了别人。
在《摄影家的门槛——从李少白的摄影作品谈起》一书刚问世的时候，有人说，直接说怎么拍的不就完了吗？扯这么多干什么！现在我告诉大家，我总结理论的目的是不想看见阿Q，也不想看见那些发出豺狼般吼叫的观众。不想把艺术整理成一些噱头。

第二部：分清源流，知道什么是主干，什么是支流。从前有个急脾气的吝啬财主，逢人请客必先静饿一天再去赴宴，一天，他收到一张请帖，财主抽出一段来一看，写着个“一”字，就静饿一天，二号去赴宴，主人惊呼到：“不是今天”，财主连忙跑回家，把请帖又拉出一截，发现一下面还有一横，是个“二”字，于是又饿了一天，三号去赴宴，主人拉住他：“老兄不要性急，你把请帖都拉出来好好看看，我那上面写的是三十号设宴。”

现在很多恨不得早日成名的学习者，见到几幅好作品就扑上去学，见到一些有难度的技法就轻易崇拜。有些“三板斧摄影家”，本来路数很浅薄，但是崇拜者多了，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了。
“山从其远，水从其长”，摄影发展到今天，有主流存在，也有支流注入，首先要分清这些沟渠河岔，支流要了解，主流中要选择自己下水的渡口。像以前评书上说的：“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精通十八般兵器的人，并不会如千手观音那样同时使用十八般兵器，而是有自己标志性的兵器，但是“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则是一种基础素质。


第三部：分清雅俗，知道雅何以为雅，俗何以为俗，为什么要取雅去俗。中国之所以能历经数千年而维持文化的大一统，我认为，关键就在中国文化尚雅不尚俗的缘故。以我自己的学习经历来说，到三十岁的时候虽然杂书看了不少，但是总觉得只言片语不能统一，想钻研学问总觉得太过庞杂，直到学习了《易经》，才发现中国的学问其实是统一的整体，《易经》中“易则易知，简则简从”的精神，是把中国文化体系化繁为简，大而化之的一把万能钥匙。但是《易经》原文中的字义必须要通过古文字的学习才能悟透，就找来《说文解字》看，这才恍然大悟，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中国人的意通过字来体现，字结成文，才能表达中国人的思想。后来我才知道王国维认为国学入门当从《说文解字》入手，悔不该20多岁的时候放浪形骸，蔑视权威，要早能按这些圣贤话去办，现在岂不早就学有所成。
中国的常用文字只有一千多个，而且来自远古，但是，未来的任何新事物，都可以用这些远古传来的文字来表达，再新的东西只要在远古而来的一千多个文字中按原有之意找来组合，就会很贴切的的表达新事物，比如电脑，雷公电母的电，头脑的脑，组合起来就很贴切。我是学日语的出身，日语的根本其实是拼音文字，汉字只占全部词汇的三分之一左右，日本的报纸上非常热闹，平假名、片假名、英语、汉字混杂在一起，外来语有的勉强音译，有的直接用外语。英语最复杂的莫过于药名，一种新药的名字要由十几个字母组成，而这些药到了中国，则会被简化为“感康”之类两三个字。学了《说文解字》才明白，中国文字为什么是高级语言，汉字可以岿然不动的把今后的、外来的东西随时赋予新意，随时融化到中国文化中去，而日语、英语等语言都只能借用外来语言的音，而不能借外来语言的意思，对未来事物，则要不断发明新词汇。于是英语、日语的词汇越来越多，字典越来越大。倘若再过一千年，英语、日语单词大概要有十万个词来讲十万个事物，而中文，永远只要用《说文解字》中1500多个字，就永远可以把今后的，未来的事物讲解清楚。
正是这种以文字研究为代表的“雅”的文化，把中国人的思想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求大同而存小异的高度。比如太极图中，大面积的黑中有一小块白，大面积白中有一小块黑，比如政党，左派政党中有保守派，右派政党中有激进派，中国文化承认不同，但是承认不同的前提是寻找大的共同点，在大的共同点中寻找立场的不同，比如中国外交中经常说的“求同存异，共谋发展”。在日常生活中，比如我们喜欢攀老乡、参加同学会，然而老乡之间，同学之间却常有摩擦，对外则摆出一幅小团体的架势。
西方思想有始无终，有无穷变化，有进无退。如黑格尔辩证法，有甲则有非甲，合为乙。又有非乙，合为丙。比如male（男性），female（女性）。中国则不会把男人称为不是女人的人，也不会把女人称为不是男人的人，男女合称为人，人和禽兽又不同，人和禽兽合称为动物，动物与植物合称为生物，生物又与无生物相对，成万物，万物与天地又和称为一个大体——道。
西方文化非常重视任何两者之间的不同，西方人往往认为有不同才会有存在的意义，会把一个大问题无限细致的细分下去，以政治来说，一个地区中的几种语言，甚至几种方言的同一民族，都要强调自己如何独特、独立，这样一来，因独特而应该独立就成了西方政治家们认为应当宣布独立的天经地义的理由。强调个体的不同，就产生了选票政治的土壤，选票政治就会尽可能照顾到“俗”的问题，而不可能照顾到少数精英信奉的“雅”，以人数多寡为准的文化标准，其传承就会随着一代代人的不同变化而变化，莎士比亚的剧本现在英国百姓已经基本看不懂，日本江户末期的书籍，距今不过百余年，现在的日本人也已经基本看不懂。而中国文化则不同，经过基础教育阶段的文言文课堂训练，从先秦到清代的文言文都可以直接读。如果任由百姓生活的口语化去说明事物，而把这些生活语言引入到殿堂中的话，按孔子三十年一代人为“一世”的说法，每隔三十年，中文就会变化很大，五千年的中国已经变化得不知成什么样子了。按照西方政治家们语言、种族、宗教、甚至同种族之间有不同就可以闹独立的理论，中国恐怕已经分裂成不知道什么样子了。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如来佛的手心，而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人就好比闹天宫的孙猴子，怎么翻跟头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因此，艺术创作、摄影创作中，题材尽管可以来源于生活，表达可以通俗易懂，但是格调一定要“雅”，不雅则无以流传，不深究艺术奥妙，甘愿流于油滑、庸俗，博得廉价掌声的人，其艺术生命就如孔子所说的“一世”（三十年）而已。

第四部：自我意识，学习精神的确立。我家读书有个规矩，家长不干涉读什么书，但是只能读原版原文，不能读什么“入门”、“导读ABC”之类的东西，哪怕是蒙着读，也不能轻易去找某某教授写的导读去看。为的就是少受干扰，培养独立分析的能力。这次我学习《古画品录》中的六法论，在一本很权威的解释六法论的书上看到：“六法兼备才能成为大师”。找来原文一看，里面有“虽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分明是说，古今大师无非就是在六法中炼成一法而已，六法兼备的人是非常罕见的。这样截然相反的论述，在当今文化界屡见不鲜。
学习摄影，要具备的精神之一，就是要有自我意识，一切学问好比自己买来的酱牛肉，要先确定不是过期变质的，是牛肉而非马肉，然后才去消化吸收。不止我们这部书，摄影者出席各种展览，买各种书籍，听各种讲座，都要带着这种精神去参与。
上大学的时候，听日本人说日本文化如何了得，如何优越，我总想探个究竟，于是找来据说是日本最深奥的茶道与禅宗关系的权威书来看，前几页满篇都是“高深莫测”、“宗教一样的艺术”等等词汇，我被咋呼得不轻，于是下狠心把这本书抄一遍，抄到一半，我发现，来来去去还是这几个词，我放下笔把后面的内容读完，发现来来去去还是这套话，而且车轱辘话反复说，真像小时候天桥的把式，贫嘴一个小时就吞了个铁球再把铁球吐出来。后来我把日本人奉为圣经的一些思想著作也找来看，发现有思想性而无哲学高度，以我们的先秦诸子不可同日而语。从此我和日本人打交道就换了个态度，碰到自命不凡的日本人就连问几个为什么。后来我和日本人连日语都不说了。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去屈就那些一知半解的文化。
天下的学问，看来怕就怕狠狠的钻，狠狠的学。

第五部：通才意识。我们可以从这种“诗书画评藏”一体来体会一下中国学问的“通”。画的用笔要有书法力道，画面题诗既是书法作品，又是画作评论，而对画最有资格的评论者是收藏者，收藏者以自己的印章来表示归属，收藏者评论的方式是题跋，但不是每个收藏者都有资格题跋，只有自己掂量自己有这个资格才可以。比如清宫藏画经常有“乾隆御览之宝”的印章，也多有“乾隆御笔”落款的作品，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乾隆御笔”的作品上有“乾隆御览之宝”的印章。 “诗书画评藏”一体而有秩序，有自我身份的认可，有学问的认识。试想，打开一幅千年古画，面对千年来几十位文化巨匠、帝王将相的题跋，怎么能不产生神交古人的灵魂震撼感，这时候对学问的敬畏甚至可以阐述为恐惧。
摄影、油画、话剧等外来艺术，在中国的百多年中，还没有这种创作、评论、收藏既分立又统一的体系，尤其是评论者没有明确的身份认可，古画题跋中那种众望所归的评论者还没有出现，古画题跋中那种“闲人闪开”的感觉，在现在的摄影评论中是见不到的。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我建议还是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我开出的药方就是要产生“通才意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是也触类旁通，如果在一门学问中寻章摘句，则望断天涯而无所成，但是如果立足彼此之通，则三年可有小成，五年可大成。我们可以发现，古代的大文人如苏东坡、欧阳修、颜真卿、曾国藩等人，政治、军事、艺术、诗歌、考据、医药样样皆通。这样的疑问我也思考了多年，直到这两年才有所领悟。中国的学问不似西洋学问，分门别类，越分越细，而是越学越往一个共通点聚拢。西洋的学问如水银泻地，一旦入门就要四散而去，中国的学问如百川入海，终究要进入一个共通的领域。
这个共通点最鲜明的就是中国各种古代典籍的文学性，以戏剧来说，戏文的文学性非常高，自成一家，如元曲；以医药来说，《黄帝内经》对帐工整，韵律优美；《易经》这样的枯燥书籍，也多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类似《诗经》的语言；《史记》作为史学著作，被称为“无韵之离骚”。
这个共通点的另一个标志是经史子集一体，以《春秋》一书来说，本身是《五经》之一，因而入经部；而《春秋》是一部史书，则入史部；《春秋》是孔子所著，带有孔子强烈的道德标准，他对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事情不问屑小而记录，对看不上的王侯，要故意降其爵位而记录，因此带有孔子思想的特征，因而入子部；《春秋》在随后几百年中有左丘明的《左传》，关羽喜读的就是这部春秋，还有汉代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因而入集部。
另一个标志是互为注释，自圆其说。以《三国志》、《资治通鉴》言，作者奉曹魏为正统，而《三国演义》奉刘备为正统，《三国志》南朝寇松之的注解，有很多替东吴张目。因此中国的经典书籍大多能互相补充，提供给大家一个客观的学习环境。
再一个标志是评论体系和创作同时存在。以史学为例，《春秋公羊传》“大义微言”的提法非常重要，言大义，而用小事来说明，记录历史谈人不谈事，把孔子著《春秋》时，对道德高下的判断融入到历史人物评价中去。小时候看到书店里超大部头的《联共（布）党史》非常惊讶，有时想，中国的历史要象苏联人那样几十年的事情也要事无巨细的记录成上百部书，恐怕要写几万部也不止吧！反观《史记》，列传中《伯夷叔齐列传》排在第一位，《田横传》亦有，伯夷、叔齐、田横都是改朝换代时一些无兵无将，毫无建树的小人物，前两个饿死首阳山，后一个就是个简单的自杀身亡者。而司马迁把他们放到和帝王将相的成功者们相提并论，其实就是把他对人品高下的评论鲜明的摆了出来。打开《资治通鉴》，简直就是个剧本，历朝历代的大事，都是君臣间的三言两语来表示。中国历史学人为主事为辅，评论为主记录为辅，这一点具有鲜明特点。这种评论伴随记录的方法在艺术领域也有鲜明表现，如谈起京剧演员则首推梅兰芳，这除了梅兰芳的艺术功力外，他的日占时期蓄须明志不为日伪演出也是他被尊崇的重要原因，当时也有京剧宗师为满洲国儿皇帝祝寿演出的，他们尽管艺术被认可，但永远不会登上中国文化的祭坛。以伯夷叔齐两个饿死首阳山的失败者而言，他们也不断被作为一种象征来创作，南宋刚建国时，北方逃来大量难民，曾是北宋画界泰斗的李唐就创作了一幅以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为题材的《采薇图》，有振奋遗民心理的标志性意义。我们是否可以说李唐的画在当时也有政治意义呢？时下，经常听到有摄影家抱怨创作不自由的声音，我到认为，这里有他们对中国文化中传统“清流”，“浊流”问题的评价体系缺乏了解有关。
综以上几条，中国文化，就是有这么一种化繁为简的体系，一样通而样样通。有人说国学要学很多年，要学到白头发，我看，国学才恰恰是个能速成的学问，导引得法，三年可有小成，五年必有大成。一旦掌握这个活的动态发展的学术体系，比之西洋学问动辄就要读到博士，成为专家相比，中国人的学有所成者是一种通才。

消息

《摄影家的门槛——从李少白的摄影作品谈起》一书的签名售书会及专题摄影讲座：“摄影家的门槛”将于2008年4月6日下午2点30分于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六楼会议室举行。该书作者宋宁和我国著名摄影家李少白将出席并主持讲座，李少白还将公布他赴希腊拍摄圣火传递盛况的最新佳作。
这部作品，以全面分析我国摄影大师李少白的摄影语言为起点，阐述了作为一个摄影家应该有的全面艺术素养。围绕作者提出的，摄影的目的是：“表达自我，表现影像”这一提法，采用辩证法的矛盾统一原理，用“源和流”、“虚与实”、“打与走”、“取和舍”、“攻与守”、“死与活”等几组矛盾命题系统阐述了这一定义。虽为摄影类图书，但广泛地把文学、绘画、军事等领域的艺术原理广泛而恰当的嵌入文中。文笔苍劲而活泼，旁征博引，妙趣横生，有五四文人遗风。

辩日的小儿长大了
作 者：宋 宁
《列子﹒ 汤问》中有《两小儿辩日》一文说，两个小孩子辩论太阳每天早午离我们先远后近还是先近后远，一个说，太阳早晨大如车轮，中午如茶杯大，因此是先近后远；另一个小孩子说早晨的太阳出来时还不觉得热，而中午则炽热眼耀眼，因此是先远后近。两个小孩子争执不下，请孔老夫子解释，孔子也无法回答，两个小孩子因此笑话孔子：“孰为汝多知乎？”
先秦的这个寓言在当今摄影界仿佛还有影子，一些人说，我们拍摄的风光是“大美”其他题材不值一提；另一些人说，我们拍摄的是观念，是感觉，不是为一般人准备的。传统主流评论界对此仿佛也是莫衷一是，还屡屡被质问“孰为汝多知乎？”更重要的是，传统主流评论界的裁判地位也正在被金钱所取代。
我觉得那些发明“大美”一词，把风光摄影捧上天的人很可笑，美只有真假，何来“大小”？自然本来就很伟大，不是有了摄影师去表现才伟大，以这个公理推导，自然如果是“大美”，摄影师岂不就是“小人”了。自己拍摄的“美”就大的没有边际，别人的、现实的美就大不过自己，这样的说法非常幼儿园，这样的想法有些自私自恋心理的影子。
至于一部分指鹿为马的“观念摄影”，不客气的说，个别故意狡辩、巧言令色的少正卯“教主”所编造的学说，与艺术邪教只有一步之遥。“教主”们为了“国际市场”，“为了下个世纪”的提法和《皇帝的新装》里那两个骗子的作法很一致，骗子说“看不到我在织布的人就是坏人”，大师说：“看不出我作品中‘观念’的人就是白丁！”工商局把传销称为“经济邪教”，国家把某种曾打扮为健身气功的东西也宣布为邪教，而这些东西的早期，都曾有过非常迷惑人的煽动性借口，这些人的主导者都爱自称“大师”，这一点我想很多人都记忆犹新。前些天，国家新闻出版署检查灵异鬼怪类书籍的时候，曾说“《哈利波特》与《西游记》不属于灵异鬼怪书籍，灵异鬼怪图书没有正常道德标准和善恶标准”。我对此深表赞同，没有基本的伦理、善恶与审美标准，没有艺术性，再加上其创作手法为了变化而变化，细枝末节里翻跟头，内容空洞乏味，只能指鹿为马地编出些东西来自圆其说，这才是“观念”的核心。对跟风“观念”的粉丝，我深表同情，但是其中一部分故意狡辩、巧言令色的少正卯“教主”，就有制造艺术邪教的嫌疑。
“我正在城头观山景，耳听得城下乱纷纷”，诸葛亮重生，或许会停下瑶琴指点一二，可惜圣人们都太忙了，任由这些辩日的孩子们乱纷纷的嚷嚷。直到有一天，圣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了，华南虎和藏羚羊PS问题已经成了全国人民的笑谈，大家笑摄影人怎么那么不自重。我看是因为那些被惯坏了的辩日小儿现在长大了，他们想出名，而水平还停留在辩日的水平，于是只好出此下策了。以往的摄影界总抱怨，同样题材一幅画可以卖几十万元，而摄影作品只能卖千把元，当时我总是忍不住要说，那是因为摄影界理论水平不发达所致，而面对华南虎和藏羚羊的问题，我感到中国摄影界已经不是单纯的理论水平提升的问题了，是要把惯坏了的孩子们扳回来的时候了。
不过，新时代有了新问题，家长从小给孩子们的压岁钱太多，而教训太少，等到要把孩子拉过来打屁股的时候，发现孩子们不但已经长得五大三粗，打不动了，而且他们还对家长说：“我能挣钱了，比你还有钱！”在以往文艺界的行政权力非常强大的时候，大孩子们总说，“不自由”，而今变成了“谁给钱谁懂艺术”的时代，大孩子们反而不再为艺术痛苦了，能挣到钱的孩子就是响当当的艺术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没有自己的艺术语言，只能通过哭喊来告诉大人，“我饿了，我是艺术家”，于是，在无数会哭的孩子们中间，哭的声音最大的孩子，就自然成了出钱者首选的对象，在所有人的哭声几乎一样大的时候，谁的自我暴露更加匪夷所思，谁的得分就会更高。于是，谁最能哭最能闹谁就最有挣钱的机会，谁最能给自己乏味的作品编造“观念”和象征意义，谁的作品就最出色，进而，谁就最能挣钱，谁就是响当当的艺术家，这就是当代艺术家们“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成长轨迹。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被惯坏了的，不自重的孩子们每每自封“大师”，他们得意洋洋的说，我有无数拥护者，我的博客有多少读者，我“一呼百应”之类的话。这个场面使我想起了《阿Q正传》中，阿Q被绑缚刑场时，挣扎着喊了一句“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于是围观的人群发出了豺狼般的嚎叫。这些欢呼的人回家后骂道：“白跑了半天，连一句戏都没听见”。可悲的呼喊者与残忍的喝彩者，他们的幼年时期，就是那些辩日的小儿。
家长们总担心过早走向社会的孩子们会遇到危险，而一些居心叵测的暴发户正是这种危险的来源。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中有这么个情节，恶霸地主要评剧演员在唱《大西厢》中张生与崔莺莺幽会的时候，由演崔莺莺的女主角从裤裆里拉出一块红布，以示“见红”。我当时感慨，流氓恶霸因为出钱，就可以要求艺人作践自己，这可真是万恶的旧社会。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在艺术界里革掉了那些害人虫的命，让艺人们成为了“人民艺术家”。比起斯大林时期前苏联宣传部门把自由化创作者称为“资产阶级娼妓”而言，毛泽东提出了“人民艺术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这在相当长时期的中国，具有了不起的解放意义、进步意义。因此我提醒圣人和家长注意，千万不要让孩子们再以认识某老板为荣了，出钱的人正在制定艺术的标准，正在抢夺艺术话语权，也许阿Q那样懵懵懂懂地作践自己去娱乐流氓的艺术家才是他们所期待的。
那么，如何指导这些辩日的小儿呢！如果两小儿或孔子有一方知道了太阳的公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看，一是要提升摄影界的艺术理论素养，把西方称为“真理”，东方称为“道”的东西认真学习，把哲学、辩证法与摄影理论相结合，不能再出现空谈“大美”、“观念”的一知半解之说，评论者要有连贯有序的推理逻辑水平，读者也要形成独立的评判标准，大家所作的一切要符合社会公序良俗。那种“认认人，养养神，串串门，背背词”的艺术评论活动要好好振作一下，有些振聋发聩的声音传来才好。二是呼吁摄影界主流人士，多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艺术邪教保持嗅觉与警惕。

都是名利惹得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