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牢是一个框，相机也是一个框。摄影是控制光进入相机的时间，监牢是控制自由进入身体的时间。监牢于他，好像时间被关住，就像他拍照一样。斯鲁本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要暴力，用你手中的相机吧。斯鲁本从这群毫无摄影经验但专注的年轻人身上，找到了最自然最原始的影像冲动。那是一种孩子般的纯真。
克劳迪·斯鲁本和他的监狱摄影项目
抱歉，我不是社会工作者
克劳迪·斯鲁本，这位有着贵族气质的法国摄影天才又一次现身广东美术馆时，人群发出一阵喧嚣。不冷的天，18度，他向美术馆的一名保安借了大衣，人们因为他穿这件中国保安制服的奇特效果而惊叹。斯鲁本以此向闻讯赶来的摄影师及发烧友们说，他会向该馆写份正式申请来做一名保安——依斯鲁本所做的事而言，如果他愿意的话，这没什么不可能。
10年来，他持续地到监狱里教少年犯拍照，以及如何冲印照片。他现在站立的位置旁边，整整几面墙都挂满了他在监狱实现的作品，还有一些经过挑选的学员自己的作品。
这个行为，斯鲁本称之为他的“摄影项目”。在进入监狱之前，斯鲁本花了漫长的时间与司法部的有关人员研讨其可能性。他希望用3周和一组年轻的犯人一起，教他们摄影，从冲洗到放印照片，同时他也拍自己的照片。顽固不化的斯鲁本竭力向监狱管理人员证明这只是一个艺术项目，他终于得以首次进入巴黎南部20公里的弗勒里－梅罗吉监狱，欧洲最大的监狱，自此，他每年有3周呆在监狱，同13到21岁的少年犯在一起。
在他想象中，监狱是一个生命的否定之地，但他，希望自己使它通向肯定。这位从小学摄影，在相当一段时间任职英文教师的摄影师，认为他需要的不是学校，而是监狱如此紧张的地方，他认识到：“监牢是一个框，相机也是一个框；摄影是控制光进入相机的时间，监牢是控制自由进入身体的时间。”
斯鲁本要求所有的犯人自愿参加这个项目。事实上，这些少年犯通常呆在单独的牢房里，离开牢房是特例，所以在3周的时间里，以相对的自由（虽然总有监狱的管理人员伴随）来探索监狱这个禁闭的空间更是特例。这个项目亦被认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历”。
参加的少年犯，显得异常地安静、努力和有兴趣。
一贯沉默寡言的斯鲁本，从不会问他们为什么而进来，即使他知道，那可能是抢劫、毒品交易、强奸、谋杀，他关心的只是教他们如何通过相机表达感情，然后他为他们建立暗房，让他们自己冲洗照片。“在这，我不是一个教师，我是一个摄影师。”因此，别想给斯鲁本扔鸡蛋或者贴金，那些都没有领会斯鲁本此行为的真实意义：他在做一件普通的事，就是当犯人是普通人一样的事。
这是犯人他们自己的作品
斯鲁本正式开启他的项目是1995年。这一年，好莱坞有部大片《肖申克的救赎》上映，虽没能在奥斯卡大放异彩，但10年来仍不断地被影人提及和品味。讨厌好莱坞电影的斯鲁本说，他从没听说过这部电影。以他进入监狱的经验看，电影上通常表现的是随时可能发生的状况，如越狱、打架这些，实际上，监狱什么也不会发生。
常常，那些安静得像植物一样的囚犯，他们服从所有的命令。即使有事发生，也只是火花一闪。斯鲁本不会主动交谈，他只教他们拍摄和看他们拍摄。这一过程中，斯鲁本看见所有的故事都在他们的脸上。
学习时，斯鲁本将他们分成组，每7人一组，向他们演示每个步骤。每年的学习班结束后，他挑选一些照片在监狱里办影展。最开始，大多数警卫反对这个项目。当斯鲁本建议把展览设在一个从监牢通向文化活动室和图书馆的走廊里，警卫就会说，照片和装裱的相框会被犯人损坏的。但斯鲁本和犯人一起为照片装框，把照片挂上墙后，他没发现一张照片被损坏。
这是犯人他们自己的作品。
1998年，斯鲁本在监狱拍摄的照片受邀参展巴黎的“欧洲摄影之家”，他决定将它与犯人们的作品放在一起。开幕当天，大多数年轻学员获得了几个小时的特殊许可，而一些非常有名望的摄影师马克·吕布、威廉·克莱因、卡迪埃·布勒松也到达现场。那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展览。斯鲁本异常兴奋地回味。
自此3位摄影大师成为这个项目的忠实嘉宾。年过九旬的卡迪埃·布勒松是斯鲁本最为感激的一个。一年中他会去监狱的工作室好几次。“对犯人来说，这很重要。他们觉得有人对他们好。”
卡迪埃·布勒松喜欢把自己在二战时在监狱里的经历，尤其是在几次越狱失败之后，最后一次终于成功的故事告诉这些年轻人。一次热烈而亲密的交谈后，年轻人开始真正喜欢上这位老人。斯鲁本评价说，布勒松是个聪明的老人，他想说的是，应该头脑越狱，而不是身体越狱。
几位摄影师联合捐赠的摄影书籍已达上千册，监狱里的这个图书馆最后以卡迪埃·布勒松的名字命名，1999年举行了命名典礼。斯鲁本说，也许当他白发的时候，也会有一座以克劳迪·斯鲁本命名的图书馆。
另一种自由，另一种囚徒
斯鲁本一旦离开监狱，又回复到他例行的旅行拍摄计划中。他喜欢坐火车。如此在火车和监狱中来去。
“监狱有时候是精神上的。也许到监狱去对我来说是一种召唤。囚犯在监狱变得植物人一样，他们没有理想。即使一年、两年。”
只要重新回到监狱的摄影工作室，他感觉那其实是一个另外的监狱。或者狱中之狱。但犯人们在里面很快乐。这常令斯鲁本觉得很惊讶。他试图教他们独立思考，告诉他们生活并不容易，告诉他们如果你学会集中精力在这件事上，你以后也可以做好其他的事。他们心存感激斯鲁本对普通人一般对待他们。当斯鲁本第一次把冲洗的照片显示给他们看时，说：“这难道不是魔术吗？”其中一个犯人说：“不，这是化学。”
斯鲁本用一个DV，记下当时的工作状况。他知道自己认识的是一群完全限制行动的人，但他让他们变得有动力，不觉得完全绝望。
如果他们因此获得更多的自由，这当然最好不过。可警卫不喜欢他们，斯鲁本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要暴力，用你手中的相机吧。斯鲁本从这群毫无摄影经验但专注的年轻人身上，找到了最自然最原始的影像冲动。那是一种孩子般的纯真。
但斯鲁本从不企图去跟他们建立某种微妙的感情。这有些危险，他说，我是打开他们的眼睛，而不是心扉；如果我和他们走得太近，像父亲母亲一样，这对他们不公平。一旦我离开，他们会一无所有。
斯鲁本在弗勒里—梅罗吉的这个项目在2002年停止，因为新的法规下，他不再能拥有以前那样的自由空间。1998年，他开始在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拉脱维亚等前苏联的地区启动类似的项目。2005年开始，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尝试进入中国的青少年监狱，他说：“我可以等两年，甚至20年。我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
必须要说，斯鲁本曾经被邀请去一个成人监狱，他果断地拒绝了。他说，那是完全不同的地方。
（原载于《生活》杂志4月号。）
克劳迪·斯鲁本（Klavdij Sluban）：
1963年3月出生于巴黎，儿童时代在斯洛文尼亚度过，在法国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14岁开始拍照，曾在法国黑白暗房大师乔治·费弗尔的暗房学习。在巴黎他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后又移居斯洛文尼亚的乡村。1992年，他回到法国，全身心地投身到摄影，不断到巴尔干、黑海地区、前苏联、日本、加勒比地区、耶路撒冷和波罗的海旅行。1995年，他在弗勒里-梅罗吉监狱（在巴黎南部，欧洲最大的监狱）建立了一个专为青少年犯人开办的摄影学习班，克劳迪·斯鲁本的照片在世界各地展出，曾被法国国家图书馆、欧洲摄影之家、水之堡摄影博物馆、东京大都会摄影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克劳迪·斯鲁本使用徕卡M4-P相机和28mm镜头。他只拍摄黑白照片。有评论说，他的照片从恣肆的黑色中获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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