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摆拍35年后,我终于看懂什么叫父爱如山

影像 松岛转载2020-06-22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我最不知该拿他怎么办。与其说他当我是儿子,不如说他拿我当模特,拍了35年。他可以罗列100条对我的失望,我也可以罗列100条对他的不满。

  而疫情期间的长时间陪伴,让我明白,一直以来,他总有一种焦虑——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能给的一切——那些他认为重要的勇气、见识、目标、成功与失败的经验,都教给儿子。只是,在尚不能消化这些的年纪里,我把它们当作了负担。

  此刻,我很庆幸,自己35年的成长史,全都被他记录在案。

1

  我与爸爸的第一次战争,便缘于拍照。

  那天,我得到了一个气球,顺理成章地被爸爸当做了模特。他让我举着气球,拍了一张,他觉得不够完美,试图调整我举气球的姿势。我手一松,气球飞走了,一去不返。

  我哭得很凶。他却惦记着要拍一张我喜笑颜开的照片。

  “我就是不笑!”他清晰记得那天,我跺脚大喊的样子。

  “小小年纪,性子就这样躁。”

  那以后的30多年里,这样的战争发生了无数次。


7岁玩碰碰车。爸爸让我把车开到方便拍照的地方,但我做不到啊!


1996年,临近小学毕业,我发烧住院。他给我拍了一张“病中学习赶考”。


2002年高考结束的暑假,他说:“高考前不好打扰你,现在考完了,该留张高考攻坚的照片了。”


高中时全家出游,我成了摆拍照里唯一的不和谐因素。

  “人,就是要活出个精气神来。”这是我爸的人生座右铭。这样一个人,认为无论拍或被拍,都应该跟打枪一样。“眼神有光,收着点呼吸,保持住!” 他也按这样的要求给我拍照,或者说,按这样的标准要求我。

  他常以父亲的威严,要求我摆出某个姿势;或干脆命令我呆在某一个状态中,等待他和他的镜头。甚至,上一秒还在教育我,下一秒就拿起相机。

  但我总佝偻着背、没有虎虎生气、打不起精神......一个听话的孩子,在照片中留下的却是经年累月的别扭,也算是当时的一种叛逆吧。

2


爸爸最爱的歌唱拍照姿势。


爸爸最常对拍照者提出的要求:“下面拍到我的大腿,上面要适当留出天空。”


爸爸给亲戚们拍大合影,“训斥”不听指挥的人。

  中国家庭里的父亲,似乎多是内敛、不露声色的。

  我爸不是。他精力充沛,能歌善舞,追求完美,连嗓门都比别人大。

  他曾跟我说:“你爸就是与众不同,对你的要求也会不同。”

  “你出生前,我希望自己有三个孩子,一个搞文学,一个当画家,一个做音乐家。”

  现实是,和20世纪80年代的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他只有我一个孩子。




  爸爸的三个希望背后,其实是他错失的三次机遇。

  第一次,广州军区司令部从高中毕业生中选秘书文化兵。据他说,对方对他的素质非常满意,最终却因“出身与社会关系问题”未能通过“政审”。

  第二次,潇湘电影制片厂招两年制的摄影学员。他的落选,源自他人“捣蛋”与不公平的“举荐”机制。

  第三次,机会姗姗来迟,已经是八十年代后期了。那时,他已在乡村中学任教多年,结婚生子有了我。

  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改变命运的机会不多,兴趣爱好更多的时候只是奢谈。

  在爸爸看来,他只抓住了最末的一个机会。凭着“笔杆子”,他成了城里人。搁浅的艺术梦想,成为他一生的最大遗憾,每每想起,仍痛悔不已。


托相机的爸爸


爸爸和学生摆姿势拍照


爸爸在全校运动会上做动员讲话

  上世纪90年代,我们一家三口从浏阳到了长沙,开始大城市生活。

  似乎是为了弥补小时候的匮乏,爸爸总迫不及待地把新事物推到我面前——生日时,会在电视台给我点歌送祝福;出差时,给我带各地纪念品。他给我买了很多课外书,带我看了很多场演出。别人爸妈觉得无关紧要的活动,他却觉得是让我受熏陶长见识的机会。

  回望那个年代,我们站在入口处,四处张望,试图踩准节拍,跟上旋律。


1992年,一家三口在长沙玉楼东饭店“下馆子”。


1994年,爸爸的40岁生日。


1998年劳动节小长假,厦门,第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去机场的路上,爸爸回头抓拍了我。

3

  “小太阳”、“小皇帝”、“望子成龙”……是九十年代报刊杂志上常提到的关键词。全社会似乎都在担忧,生于80年代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们,能否顺利成长。

  大人们一方面担心衣食无忧的环境里缺乏“苦难教育”;一方面又焦虑着自己的孩子输在了起跑线。

  我爸爸是个强有力的教导者。我成长岁月里极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获得他的认可,更确切地说,是规避他的不满意。可是太难了,我常常觉得他阴晴不定,难以取悦。

  上学前,他会手把手教我画画,提前教我识字;上学后,他检查我写汉字的笔画顺序,然后一一纠正;看电视联欢晚会时,他抓着我的手,跟着音乐打拍子。

  再大一些,他开始教我对对联。一起逛旅游景点时,会随时考我——“这幅对联你读一下,看看能不能认下来。” 


  等自觉有能力为我“投资”时,他送我去青少年宫学习手风琴,还买了一架价值不菲的琴。

  一开始,他陪我上课、练习。后来,他渐渐忙于工作,便让我自己去。

  那时,我每天做完作业还要面对乐谱,周末再背着琴去青少年宫接受老师的检查。我开始以种种借口逃避练琴。再后来,干脆逃课,满街游荡,背负着巨大的琴和沉重的愧疚。

  事情终于败露了。爸爸回来,看着我说:“我今天去见了手风琴老师,你最近都没去上课,对吧?”

  没有想象中的责难,他只是叹了一口气,什么都没说。但我察觉出了他无声的失望。

  爸爸从没打过我,但在他身边,我总感觉到一种压力。无论我做什么,说什么,他总会站在一旁,指出我说话做事方法的不当。这让我人生前十几年,在他身边做任何事,都心生恐惧。

  有时我也幻想,如果爸爸如愿有了三个孩子,会是怎样的情形?我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会帮我分担这份沉甸甸的爱吧。


小学毕业那天,他让我重复做“在校门口执勤”。他拍得很开心,我内心很尴尬。


中考结束那天,他让我摆出“胜利”的姿势。但我觉得考得不甚理想,内心很挣扎,还得强颜欢笑。


我到北京上大学,他来看我。在人来人往的校门口,我被他摆得有些崩溃。

4

  当我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飞速长大,累积的挫败,转换成一种愤怒,直到有一天他觉得我难以捉摸。

  2002年,我考上北京一所大学的艺术类专业。多年以后,爸爸总提起送我上火车时的那一幕。隔着车窗,爸爸觉得我背负着他的梦想远行;而18岁的我,心里想的却是如何逃离家,奔向自由天地。

  大学二年级,爸爸送我一台相机。按他的话来说:“从此我们俩有了更多共同话题。”但对我来说,更多共同话题也意味着更多斗争。

  爸爸的照片里,多是家人、乡亲、故乡......青山绿水,意气风发,中国意象,带着他成长年代的气质;而我天高皇帝远,常用相机“搞怪”赶潮流。

  他总评判我“构图不精准”、“拍照太随意”、“缺少郑重其事的精神”,就像以前评判我“站没站相,坐没坐相“。

  我抱着“少做少出错”的原则,尽可能不在他面前拍照。万不得已举起相机,都是应要求给他拍照。后来他又激我:“我看你也不怎么拍,这个相机不是白买了!”



爸爸拍的“浏阳河”



我拍的《西装与白衬衫》

  毕业工作之后的种种选择,我都没有听从爸爸的建议。他大概最憧憬我成为张艺谋式的人物;我却暗中希望发展一套自己的话语,有一天超越他。我常常在他面前强撑着,保持一副不可打败的模样。

  隔着千里,爸爸仍希望对我施加影响。好多次,电话那头他滔滔不绝教育我——要抓好“三头训练”(口头、笔头、镜头),要多练字,要多熏陶自己;电话这头我大吼着反抗。我们努力让对方听到自己,却都听不到对方。


  在一次争吵中,我砸了他的墨和砚。

  世界在那一瞬间安静,我被自己的举动吓到了。沉默,像过了一个世纪。爸爸开口了:“没想到,你现在劲儿还挺大。”我们都笑了。

  一整墙的墨点子,一次父子战争爆发的遗迹,就这样留在了我北京的家中。

  离家十多年,我独自生活,迎来的不是自由自在,爸爸盼来的也不是我的凯旋归来。但我们俩终于像两个男人一般,相对平等地站在了一起。


5

  后来,我找到了一种与爸爸相处的新方法——带他去旅游。一方面,向他展示我作为成年人的生活能力;另一方面,旅途提供了一种缝隙,让近处的生活向后退,那些属于我们一家三口的情感,就自然地爬上来了。

  离开原本熟悉的环境,行走在陌生的风景里,爸爸身上显露出很多我未曾发现的东西。我才意识到,自己从未主动了解过他。

  我想起有一年,我们俩跟团去西北旅游。大巴开过一片花田,隔着车窗,我举起相机又放下,打算忘掉这片一闪而过的风景。爸爸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让司机停车,跟车里的乘客说了一声抱歉,给我抛了一个眼神:“去吧!拍久一点。”让一车人等着我拍照,这绝对不是我的作风。

  一路小跑冲到花田时,我突然了解了爸爸一直以来的用心——他对我的推动,是在鼓励我去肯定、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他对我的种种“限制”,反而为我开辟了一条通往艺术的自由通道。



2015年春节,台湾基隆,爸爸和妈妈。


2017年,呼伦贝尔草原上,爸爸指导我练车。


2017年,哈尔滨,爸爸烦恼他日益增长的腰围。

  爸爸不服老,最爱收到的祝福是“永远年轻”。他常常引吭高歌,笔耕不辍,要在退休后的日子里加紧创作,弥补年轻时的蹉跎。

  然而,2018年冬天,他被诊断出心绞痛型冠心病,在心脏里装了两个金属支架。


  对自己抱有更高期望的人,是很难接受这生命中的“瑕疵”的。人们说他命大,可他总流露出一种失落的神色。心脏里的两个金属支架,时刻提醒他——你不能再情绪高亢了,你不能再想跑就跑,想跳就跳了。

6

  2020年疫情期间,我在家呆了近两个月,这是大学毕业以来我与爸妈相处最长的一段。

  我开始看清爸爸脸上增加的皱纹,认命与不屈,同时在他身上显露出来。外面的时间停摆,我们也都卸下了很多,得以安心彼此陪伴。

  那个严苛的、追求完美的、阴晴不定的爸爸去哪儿了?有那么一刻,我希望回到以前,回到他强有力的时光。

  我返京前一天,爸爸又提出了好多要求。他拉着我,去地下车库练习转弯和倒车,说我在京开车机会少,别荒废了。我不情愿:离别让人不适,何苦又要增加这些麻烦事呢?

  空荡的地下车库里,我把住方向盘,爸爸坐在副驾“出考题”。那一刻,我突然懂了。一直以来,他总有一种焦虑——要在有限时间内,把能给的一切都给儿子,把能教的一切——那些他认为重要的勇气、见识、目标、成功与失败的经验,都教给儿子。只是,在尚不能消化这些的年纪里,我把它们当作了负担。

  回京后,传来一位亲人车祸离世的噩耗。爸爸给我打来电话:“你把车技忘掉没事的,一辈子不开车都没事的,只要平平安安就好。”


  返京前一天,爸爸又拉着我去拍照,非要我和一树桃花合影。我打算铁了心不拍。他突然俏皮一笑:“拍一张嘛,求求你啊!”我也笑了。回看那些“被摆拍”的照片,朋友说:“挺羡慕你的,人生的每一步都有人注视着,记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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