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琳娜·波塞1968年生于芬兰小城图尔库(Turku),在德国南部长大。1994年毕业于德国比勒菲尔德应用科技大学，同年获DAAD[注1]奖学金前往美国。1997年获爱克发国际新闻摄影奖。和她合作的杂志有《时代》《纽约客》《明镜周刊》《SPIN》《PARK AVENUE 》等。在美国工作6年后回到德国，任教于比勒菲尔德应用科技大学摄影专业。
摄影的表面与虚构的真实
在中国最广为人知的摄影理论无疑是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决定性瞬间”，大意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将形式、构图、设想、光线和事件等因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也正是由于布勒松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我们一说起“决定性瞬间”，就马上将之和新闻摄影与传统纪实摄影联系起来。
其实与其说“决定性瞬间”是一种摄影理论，不如说它更像是一种摄影师的工作方式，每一个瞬间的感悟正是触发摄影师们按下快门的最原始动因。这种瞬间的力量我们可以在杰夫•沃尔（Jeff Wall）[注2]那些电影般的摄影场景中看到，也可以在马丁•帕尔（Martin Parr）[注3]那些幽默诙谐的作品中有所领悟。而德国女摄影师卡塔琳娜·波塞也含蓄隐晦地运用了这种工作方式，将之导向一种她特有的风格和画面氛围之中。
1994年到2000年之间她拍摄了很多系列，比如“从外部/从内部” （von außen/von innen）、“符号的领域，感觉的领域”（Reich der Zeichen, Reich der Sinne）和大量的人物肖像、场景、街拍和摆拍等等，最后在2000年将之集结出版了一本摄影集《表面的张力》（Surface Tension）。在这本摄影集中我们看到很多不知名的地点，现实又似乎有些不真实；还有各式各样的人物，既像抓拍又像摆拍。这些人物和场景陈列在一起，初看杂乱无序，充满了生活的琐碎、无意义和陈词滥调，但慢慢翻阅下来，就会感受到一种不太强烈却又无处不在的超现实感。
这种超现实和曼•雷（Man Ray）作品中那种纯粹的想象以及菲利普•哈尔斯曼（Philippe Halsman）拍摄的《原子的达利》中天马行空的想象不同，更让人会想到墨西哥摄影师马努埃尔·阿尔瓦雷兹·布拉沃（Manuel Álvarez Bravo）拍摄的《评价良好的午睡》。波塞拍摄的超现实淡淡地隐藏在无所不在的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场景、物品和人物都成为摄影描绘的对象和符号，看起来好像是虚构的，但又是真实的。法国“新浪潮电影之父”，《电影手册》的创办人之一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说：“想象与现实之间的逻辑区别越来越多地被消除，每一张图片都必须能被感知为一个物体，每一个物体都被感知为一张图片。”虽然波塞把纪实摄影的手法带入了她的工作方式之中，但她拍摄的不再是现实的写照，而是对自己想象的记录。摄影使得她的想象能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部分。
波塞拍摄的人物多数都是在一个现场环境中临时选取，所以很难去界定她是抓拍还是摆拍。这些被拍摄对象或是直视镜头，或是看向某处，总是恍惚失神，总会将你带入一种你在观看她们的感受。这种带着距离的观看会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们观看和欣赏他人不过是为了从他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罢了。那么这些人是谁？是迈阿密海滩边的热辣女郎还是一个游轮上的音乐家？我们对我们观看的对象充满了想象，他们也乐于在波塞提供的场景中向我们展示自己。这一切都构成了摄影的表面，通过这种表面传达给我们一种内在的力量，就像以色列心理教育学家加夫里尔•所罗门（Gavriel Salomon）对摄影的注释：“摄影把世界描绘为物体，语言则把世界描绘为观念”。
作为一名女性摄影师，波塞把她对女性的尊重和细腻融入了她的下一个系列“新滑稽剧”[注4]中。波塞的“新滑稽剧”是指上世纪末一些美国滑稽剧演员自导自演，自愿的松散而非商业性的滑稽剧表演。滑稽剧这种艳俗和带有文化成见的表演在她的眼中充满了超现实，通过她镜头的阐释，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这种表演的讽刺和幽默以及从事这种表演的女性的悲伤，而是关于一个人选择怎样的生活，她们自编自演，扮演自己喜爱的性格和角色，不断尝试超越自我和体会自己的存在。通过表演，她们拥有一种改变环境的力量。在这一组照片中，波塞把这些滑稽剧演员和脱衣舞娘带到舞台以外的环境中拍摄，这些环境带有典型美国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而这些女性和她们的奇装异服一旦出现在画面上，就使这些环境造成的氛围产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这一系列不再是通过环境和服装来定义人物的身份与族群，而是人物和环境互相融入并加以改变，在这个改变中我们逐渐体会到了女性的勇气和坚强。
在媒体文化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看到众多的类似影像记录和报道，充满猎奇、窥视、娱乐和不舒适的心理感受，但波塞通过摄影凝聚的瞬间带给我们的却显得温情脉脉。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85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提出“娱乐至死”的口号，他认为现实社会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教育和商业都会成为娱乐的附庸，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而我们会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他的著作和预言被认为是论证了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注5]中的预言：即我们终将会毁掉我们热爱的东西。而波塞用其独特的摄影手法和女性的温和，为我们验证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如何对自身重新认定，对生活表达不同意见和做出选择，从而将悲伤转化为积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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