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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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农民
◎农民的传统形象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提高了广大民众的历史地位。用毛的话来
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2然而，不管中国
传统农民多么值得称颂，历史学家对老百姓的欣赏，仍旧只能停留在情
感层面。虽然历史上不乏他们的身影，但即使在当代人眼中，那些耕种
王土、养活了统治阶级的“黎庶”的形象，依然是抽象的。以前，这些无
法享受教育的无名之辈只能由统治者来定义。直到近代，他们才拥有了
属于自己的政治权利，并学会为自己说话。
20世纪革命以前，对中国广大农民的形象，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描
述。第一种形象是勤劳的自耕农——儒家3重农主义者将他们视为农业
社会的中流砥柱。因为农业被奉为“本业”，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农民社
会地位崇高，远超工匠和商人，仅次于管理帝国的士。这些被理想化的
农民勤劳节俭，不畏劳作的艰辛，乐于缴纳赋税，以回报统治阶级所谓
的家长式关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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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农民也会被视为乱党。对于他们的第二种形象，儒家同样给
出了令人熟悉的描述：这些黎庶被视为用以驮重的沉默牲畜，很容易转
变成“红巾军”或狂热的叛匪，时不时就揭竿而起，与统治者作对。时局
动荡和饥荒肆虐时，农民军便会在绝望和愤怒中不断壮大，攻城略地、
袭击地方官员。中国政治理论家们认为这些民众运动意义非凡，相信他
们代表了反对帝王统治的天意。尽管几乎没有任何叛军首领真正夺取政
权，但他们领导的那些运动，却预示着新的朝代即将到来。
这两种并存的不同形象并非难以调和。相反，它们就如同一枚硬币
的两面。4农民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点直到今天依然未
变。他们扎根于土地，随着季节更替，一生都在重复繁重的日常劳作。
然而，政治腐败和民生匮乏时，他们也会抛开自己的传统角色，立刻坚
定地追随叛军首领。那些叛军首领可能是激进的佛教预言家，也有可能
是雄心勃勃的土匪。作为1898年“戊戌变法”的参与者，
梁启超认为：清朝数百年的统治史，就是一部漫长而血腥的农民叛乱史。仅19世纪，中
国官方资料有记载的叛乱行动就多达数千起，给人留下了一种社会秩序
长期混乱的印象。然而，这种看法也存在片面性，是晚清阶级矛盾激化
下的扭曲的产物。到19世纪，国民经济已经举步维艰。毫无疑问，导致
这一局面的原因，要归结于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不断带来的非暴力
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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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土地所有权
理解农民双重性的另一途径，就是考察有史以来，一直以不同方式
存在于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农业制度和土地所有权。中国北方的农业发源
于黄河流域。公元前7世纪，定期耕种已发展成熟。但相对来说，这片
孕育早期中华文明的心脏地带比较干旱，整个华北平原的年降雨量仅二
十英寸左右。因此，此处农作物的生长季较短，只有四至六个月，且最
适合耕种小米和小麦这类耐旱作物。华北平原西部（即如今的北京以
西），土壤是被称为“黄土”的肥沃风积土。松软多孔的地表下富含耕种
所需的各种矿物质，但要将这些利于作物生长的养分吸纳至地表，则需
要大量水分。因为雨量不定，所以农民都依赖黄河水来灌溉。开渠引水
属于公共事业，在商朝（约前1523年—前1028年）和周朝（公元前1027
年—前222年）初期，水利工程便是重中之重。之后，直至第一个伟大
的帝国——汉（公元前206年—220年），水利工程都是国家最关心的事
业。公元2世纪，汉朝开始瓦解时，公共水利便是最先受创的事业之
一。黄河一再泛滥，不断迫使农民放弃耕种，加入叛军。汉朝政权日趋
衰落，中亚部落劫掠华北，也迫使耕种者们向地方割据势力寻求庇护。
公元311年，前朝东汉首都洛阳被蛮族洗劫5，中国逐渐出现一种“半封
建”的军事豪族。他们修筑城池，组建私人武装，以监视奴隶和佃农为
其耕作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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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世纪，中央官僚体系重新控制了广大农民。隋（589年—617
年）唐（618年—906年）时期设置府兵，以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军事豪
族的依赖。土地收归国有，经过划分，按户籍分给由政府编户的农民。
官员可以凭借优秀的政绩获得封地，但禁止私自扩张。然而，这种“均
田制”推行起来却困难重重，终究没能熬过中央政权日趋衰弱的8世纪中
期。9世纪，地方豪贵再次拥有大量私人土地。
这种受限的封邑制与欧洲封建制不同。朝廷仍保留正式的军事任免
权，并且不承认军事豪族们可以用封地抵消兵役的特权。即便安史之乱
（755年—763年）后，节度使拥有了地方统治权，但地方上最有权势的
官员仍然是并未成为封建贵族的朝廷官吏。10世纪早期，中国虽然分裂
为数个小国，但仍在960年再次被宋统一。后来，虽然宋朝被女真和蒙
古侵略者夺去了华北地区，但从概念上讲，帝国仍是统一的。就地缘政
治而言，中国可能早已成为数个拥有各自方言的小国。但在官僚体系运
作和文化认同的作用下，“天下”（即中国人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仍是一个整体。因此，到了帝国晚期，皇权概念下的“王土”，势
必依然等同于整个中国的版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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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讲，华北自明朝（1368年—1644年）起便存在成千上万亩
封地。它们不是被用来赏赐朝廷重臣，就是成了皇室庄园。到了清朝
（1644年—1912年），这些封地更是要负责供养满蒙精兵。1644年，满
洲人占领北京后，清皇室不仅将明帝国的封地据为己有，还将十六万九
千名为清朝打下江山的八旗子弟安置在首都周围，占据了以首都为中
心，半径一百七十五英里，总面积达两百多万英亩的土地。清政府抱着
让自己的精兵远离汉人的想法，提供了这些田产。然而，这一期望却落
了空。很快，八旗子弟便发现他们只能将汉人奴隶当作称心的佃农。因
为在战乱年代，农民都能逃离封地，轻易在别处开垦出属于自己的土
地。而且，较之农村的土房，满族八旗子弟更喜欢昂贵的北京民居。他
们很快便将自己的封地租给汉人佃农耕种。这些旗人负债累累时，便将
土地永久抵押给高利贷者和地主。1740年，乾隆皇帝（1736年—1795年
在位）试图通过重新没收土地的方法来恢复满洲人的田产。然而，同样
的情形再次上演。19世纪早期，华北大部分土地都被分割成一块块小家
田。而且，因为中国不遵循长子继承制，所以，在随后的整个世纪中，
这些家田越变越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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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的土地与劳动力
满洲人的奢侈和诸子平分财产的做法已足以解释这些封地为何会四
分五裂。但中国北方农业技术的发展，显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华北平
原主要的食物和饲料，一直都是一种叫“小米”的谷物。满洲人攻入华北
各省之后，小麦和棉花也渐渐成为主要作物。清朝统治期间，人们也开
始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烟草、大豆、花生、鸦片。这种粗放农业要是有
技术和机器相助的话，人们定能更有效地广泛种植其中的一些作物。然
而，农学家们并未改良设备，而是通过增加家庭劳动力的投入6，来达
到增产的目的。于是，增产靠的便是农民个人的体力。鉴于劳动力决定
生产力，所以每个家庭的耕种面积都是有限的。养活一个五口之家需要
四英亩田地。一个家庭要想摆脱勉强糊口的现状，就得在现有土地上投
入更多的劳动力，然后用剩余利润购买更多土地，以达到最佳土地配
比，让所有现存劳动力都有适量土地可以耕种（比如，清初便有很多未
耕之地，所以很多家庭都采取了上述做法）。因此，一个五口之家大约
需要二十五英亩土地。
随着每个家庭实现最佳土地配比，总产量也会成比增加，产出能养
活更多人口的粮食。因此，人们应该在土地承受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扩
大劳动力供给。然而，这种不断增加人数的做法，最终却减少了每户农
家可耕种的土地。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农田面积不断缩小。最后，很
多农民的生活水平都降到了生存线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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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为了生存，华北的农民只得为闲置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诸
如棉纺业一类的家庭手工业，便是这样一种可以提供额外收入的产业。
此外，季节性地到城市里打工，也是出路之一。有些经济史学家甚至认
为，这些额外的收入让佃农有了购买一小块地的能力。7因此，他们便
拥有了一些在谷物歉收时用以抵押的财产。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种土
地转让不仅能缓解旱灾或洪灾的冲击，还能实现劳动力的平均分配。
那些租用和出租田地的家庭只想更有效地利用土地，以最大限度地
提高家庭收入。作为信贷制度的一种副产品，土地转让并未给农村经济
带来不良后果。因为在贷款从贷方转移到借方的过程中，土地以一种类
似于金钱的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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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农民并非被地主欺凌的无助佃农或散工。相反，他们谨
慎地将额外收入投资于土地，然后拿土地做抵押，从城里的放贷者手中
贷款。1940年，华北农业经济之所以陷入危机，都是因为技术落后，而
非财富分配不均。
有些农民找上高利贷者和当铺老板，期望未来的大丰收能让自己逃
脱债务缠身的困境。对他们而言，农村信用制度似乎并不怎么有利。和
曾经的中国农民痛苦地描述其革命前的经历一样，当时的利息之高，让
更加贫穷的农民完全陷入了高利贷者的掌控之中。当然，早在革命之
前，人们就开始厌恶和痛恨放债者。但在帝制晚期，他们的出现却被认
为是理所当然的。农民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当铺老板。当然，他们无
法掌控的外部因素，也是促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人们只能焚香祷
告，杀猪宰羊，祈求上天赐雨。在生存环境丝毫不受重视的年代，最终
起决定性作用的，便是大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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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人们最害怕的就是旱灾。例如，1876至1879年间，山西省
持续干旱。在随之而来的可怕饥荒中，人们先是吃谷种，接着吃野草，
最后则吃人。尸体或被堆积在“万人坑”中，或被投入枯井。朝廷用骡子
运来救济粮，但饿极的农民却杀了这些驮畜充饥，导致更多补给无法继
续送达。在1877至1878年的艰难岁月里，中国华北足足饿死了一千万
人。
然而，洪灾也同样致命。已有数千年耕种历史的山西山脉，大片森
林被砍伐殆尽，露出地表。冲蚀的泥沙足占黄河水流量的11%。随后，
这些泥沙慢慢沉底，逐渐抬高了水位。蜿蜒曲折的人工堤坝高出地面三
十英尺。正常情况下，黄河都被挡在堤坝之外。然而，维护堤坝的费用
高昂，疏浚淤泥也颇为不易。或许皇帝宁愿重修一座被烧毁的宫殿，也
不愿治理黄河。或者，可能是他派遣负责黄河水利工程的官员中饱私
囊，所以这滚滚浊浪才会越涨越高。一旦降雨，暴涨的河水就会冲过堤
坝，冲向下方的平原，寻求新的入海口。每每此时，黄河便有可能改道
数百英里，淹没沿途所有省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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