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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甲午战争125周年。甲午战争 中国败在何处？ 甲午战争在丰岛海面爆发，被称为“亚洲第一”的中国北洋水师于7个月内全军覆没。这场惨败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留给后人不断穷究的历史迷思。特别是今年以来，纪念甲午战争125周年的各类活动如火如荼，其规模、层次、频率、热度，明显超过以往，国人追问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败在何处？ 答案当然不是唯一的。作战谋划的失误、海权意识的淡薄、清廷的腐败……的确，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威胁下，中国和日本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各自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诚如专家分析，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上全面学习西方，而清朝的“洋务运动”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只引进西方的“器物”，却拒绝制度乃至国民性的深刻革命。“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一个则止于外形”，甲午战争恰恰是这两种变革成败的检验场。文化而非政治决定社会成败 日本“明治维新之父”福泽谕吉说过，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和经济的改变。其中，“人心的改变” 最为关键。梁启超指出，“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故我国民一盘散沙，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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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蓄谋已久。日本一方面在举国动员、扩军备战，军费投入占财政收入的60%，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全盘打算。1894年6月5日，日本成立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全权指挥海陆作战。大本营一运行，就制定了三种作战方案，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海峡制海权;如海战大败，陆军全部撤出朝鲜，海军守卫沿海；甚至做好了北洋海军攻击日本本土的计划。同时，为防列强的军事干涉，日本展开了一系列极富针对性的外交活动。《尚书》有言：“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日本对复杂困难的一面想得越多、准备得越充分，战争的战略空间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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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清朝人口4亿3000万，日本4100余万；清朝每年财政收入8800多万两，日本5800余万两；清陆海军总数达80多万人，日本战争实际动员约24万人；海军对比，清朝四支舰队共计大小舰船80多艘，居亚洲第一，日本海军拥有舰船55艘；清朝拥有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海防体系，八十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烟台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大炮，仅旅顺口防御工事，就经营10余年，耗费白银数千万两，号称“远东第一要塞”。日本彼时的战略就是速战速决，战术速动，战略速决。1894年6月2日，日本做出与清军开战的决定，3天后就成立了战时大本营，攻占平壤仅用2天时间，突破鸭绿江防线只用3天时间。战争后期，日本国内人力物力已消耗殆尽，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承认，“国内海陆军备几成空虚，而去年来持续长期战斗之我舰队及人员、军需等，均告疲劳缺乏。”英国《泰晤士报》认为，“日军在中国已陷入困境，战争的转折点即将到来”。如果清朝能跟日军打一场战略持久战，以当时日本的条件很难撑过三五年。国内不少人就进言：“‘持久’二字，实为制倭要著”、“但能力与之持，不过三年，彼必死亡殆尽”。但清王朝最担心的却是，如果持久作战，王朝在日军的冲击下有倾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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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观历次战争始末，日本无不是“开疆拓土、只此一路”，除首次被唐痛揍一蹶不振，隔600年再次发动战争外，其余皆是300年一轮回，狼心不死；元朝是我唯一有意且付诸行动进攻日本本土的王朝，其余皆防御应战。明治维新后，日本实力见长，举国备战30年，赢大清的决心可见一斑。1868年明治天皇登基发布的《御笔信》中，即确立两条路的“大陆政策”，无论是向北“征韩”还是南下入侵台湾，其最终目标都是灭华自尊。日本为此痴心梦想，前赴后继，果真是“千年等一回”，代代相续，万死不辞。这对一个没多少战略空间的岛国来说，那种与生俱来的民族危机感和生存压力，不是光靠一两个贤君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就可以解决的。只要是有志为国效力的日本人，他就必然会走向这条觊觎中国的道路，对他们高唱中日亲善的调调，存不得太多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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