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很长时间以来，全球范围的环境—生态一直在恶化，水资源短缺，荒漠化扩展，温室效应，有害气体排放量急增，臭氧层被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都不仅危及到人类的物质生存，而且加剧了全球和地区范围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族群的冲突乃至危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均物质资源相对缺乏在全球排名160位以后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与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接轨”的步伐的加快，资源与开发的矛盾、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矛盾迅速激烈化和外显化。近年来，黄河断流，长江泛洪，淮河变黑，西北等地的快速荒漠化，华东、华南等地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等等，危害着很多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剥夺着他们的生存权利；许多城市的垃圾公害和食品污染也正在对人特别是工薪阶层和贫困阶层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构成威胁。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有30% 的水资源遭到污染，3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上千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5%，这意味着环境—生态代价几乎将抵销掉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从整体上说，淡水缺乏，水质与大气污染，土质退化，耕地减少，水土流失，酸雨增多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理。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个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也只有在经济增长起来以后，对环境和生态保护才能有更多的财力投入。需要对此提出的质疑是: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来看，全世界并不缺乏对环境—生态进行必要的和基本的保护的科学技术，全世界的资金也足以用来解决诸如水质的大面积污染和大气的工业污染这样的问题，但环境—生态恶化还是在一步步加剧。这说明，环境—生态破坏后面隐藏着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原因，环境—生态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现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的水资源都严重缺乏，但即使是在这些严重缺水的地区，仍然不时掀起大兴土木的热潮。高级宾馆高档写字楼层出不穷，而一个三星级宾馆的标准间的设计供水，居然是每天一吨。很明显，只是笼统地说缺水，不是毫无意义吗？不足世界人口5%的美国，每年需消耗全世界年开发能源的34%，人口不到20%的发达国家每年需消耗全球能源的80%，但与此同时，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利益，至今仍然拒绝在全球保护大气的国际协议上签字。那么，笼统地说大气污染需要治理有什么意义？究竟是所有的人都缺水、都在污染大气，还是一部分人缺水、一部分人在污染大气？是哪一部分人缺水、哪一部分人在污染大气？缺水、大气污染这类问题，仅仅是个科技问题，或者，仅仅靠科技进步就能解决吗？从性质上说，环境—生态问题涉及到对自然资源如何占有、如何利用和如何分配的问题，而这种占有、利用和分配，总是在特定的社会体系、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下发生和展开的。对这些社会领域和社会过程的关注、反思、批评，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作家—艺术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绿色环境运动性质上属于后现代的社会运动。其生命力在于其社会基础DD新中间阶层的后现代价值取向，在于新一代青年对现代工业社会官僚体制的不满、拒绝和抵制。随着新的信息产业革命和全球化的演进，西方社会还会持续地发生社会分化，其社会结构仍在嬗变的过程中，这将使绿色环境运动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作为20世纪后30年新产生的社会运动，作为90年代以来势头已压倒传统工人运动的群众运动，绿色生态环境运动将成为21世纪西方社会动员面最广泛的运动，因此具有广阔的前景。尽管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经常斥责这类无政府主义的抗议运动愚不可及、杂乱无章、有勇无谋、群龙无首、目标模糊，但这恰恰是绿色运动的一个特点。绿色运动的群众性、广泛性、动员面和潜能始终是一种反制度主义的对抗力量。绿色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即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则显示出有可能把体制外的反对派、一种停留在“造反”层面的群众运动，转化为有组织的反制主义、一种作为替代性制度选择的、未来社会的基础成分。社会主义有可能将前景广阔却目标不清的绿色运动引向未来，纳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方案之中。问题在于，绿色运动自身的潜在矛盾也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和激化。在外部，全球化促使绿色环境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秩序化现实之间的冲突加剧。绿色价值批判理念与制度化的社会经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它无法认同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积累的逻辑，而全球化必然使自由市场逻辑横行全球，加剧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在内部，其价值理想与其政党政治化的现实倾向产生日益尖锐的矛盾。绿色生态环境运动是向上延伸，继续走90年代政党政治的路子，从反制度主义逐步向制度化现实妥协；还是向下发展，回归70、80年代大规模群众运动、街头抗议的传统，担当现行制度不可忽略的民间抗衡力量？这将是绿色环境运动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选择。向上发展，融入现行政治体制，有违其无政府主义本质和后现代特点；向下发展，脱离制度化政治的框架，会使其社会批判缺乏挑战资本主义的组织力量，并停留在文化抗议层面，不可能涉及与真正的生存保障问题有关的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劳动市场政策，更无法形成对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