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评选结果最近成为了摄影圈热议的话题,这个由纪念侯登科先生而设立的民间摄影奖项,它两年一次的评选总会引起关于中国纪实摄影风向性变化的讨论。当下,在摄影创作越来越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纪实摄影?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价值核心又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蜂鸟网专访了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评委李媚女士。
知名摄影评论家李媚是侯登科的生前好友,而创办一个发掘与资助性质的纪实摄影奖也正是李媚和于德水在侯登科生前对他许下的郑重承诺。曾经担任《现代摄影》主编的李媚,目睹了纪实摄影在中国的发展与流变,在当下的语境里如何解读纪实摄影李媚会有怎样的见解呢?以下的对话将为您揭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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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获得者李政德作品《新国人》
蜂鸟网:纪实摄影在今天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你们那一代人里特别强调的人文关怀精神是不是越来越少见了?你对这样的改变怎么看呢?
李媚:我们这批人严格地说起来都没有被关怀过。
蜂鸟网:你们那一代人的纪实摄影对个体的关怀是否针对的是以集体主义为背景的摄影样式?
李媚:过去对个人的抹杀和无视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期的纪实摄影是有这样一个背景的。而且在那时我们没有什么资源,能抓住任何一点外面的信息与资源的时候,就会马上拿来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这里边当然是会有很大问题的。
蜂鸟网: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八、九十年代我们所谓的“传统纪实摄影”样式的出现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着于信息的闭塞。是否可以说我们在八、九十年代拾起来的是美国在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摄影方式?
李媚:即使拾起来也非常不完全。
蜂鸟网:以李-弗雷德兰德(Lee Friedlander)为代表的“新纪实摄影”是在六、七十年代开始发端的是吗?
李媚:“新纪实摄影”是六十年代以后,从戴安-阿勃斯那些展览开始,应该是六十年代。
蜂鸟网:所谓的“新纪实摄影”这种样式在近些年才在中国开始流行起来,是不是我们跟西方一直差了一个节奏呢?
李媚:我有时候感觉艺术和文化的发展,真的很难用简单的落后和先进来评价。我们还是要站在整个历史背景当中,我觉得评价它落后和先进不如去分析它形成的原因、生存的环境与土壤,内在和外在的因素更重要一点。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不会很轻易地去肯定或者否定一个,不会很轻易地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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