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交部工作了34年，特别爱好摄影。在我看过的无数照片中，意大利著名摄影家焦尔焦·洛蒂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拍摄的这张传世之作，给我印象最深。当时，我一直想知道这张照片是怎么拍摄的，又是怎么流传的，经历过哪些有趣的故事，甚至还想和洛蒂先生见上一次面。现在可以说，我的这些愿望全实现了。
照片记录了周恩来总理晚年典型瞬间
周恩来总理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光辉形象一直鼓舞着我。但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总理老了，脸上起了老年斑。1973年，意大利《时代周刊》记者焦尔焦·洛蒂先生为总理拍摄的这张照片是一张半身像，整个画面为暖色调，在深深的背景中，总理穿着灰色的中山装，侧身背倚沙发，左臂扶在沙发上，右臂微微靠在胸前，消瘦的面容，双目深邃而坚毅地注视着前方。沙发是棕红色的，紧靠沙发右侧的茶几上，摆放着一个有盖、带花的瓷茶杯。我更注意到，总理在中山装左上方口袋上边，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大红色徽章，我知道，总理在诸多重要场合，总是别着这枚徽章。这张照片，极为准确地表现出了总理那个时期的精神面貌，再现了周总理的伟大。那时，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一定要刻画出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我认为，这张照片正是历史的忠实记录，是给敬爱的周总理留下的一幅经典之作。无怪乎若干年后，在洛蒂先生再次访华时，邓颖超大姐当面对他说，“这是总理生平中最好的一张照片”。
洛蒂为周恩来拍的经典照片
撒了一个大谎终于拍成一张经典照片
最近，我才弄明白：没有总理点头，就拍不成这张照片。1973年1月6日，意大利外交部长朱塞佩·梅迪奇率团访华，作为《时代》周刊的摄影记者焦尔焦·洛蒂也随团来访。这是他第一次来华，特别想见到周总理，因为“周恩来的伟大人格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次，他得知当天晚上周总理要接见意大利代表团，便找到意大利驻华大使，执意要去人民大会堂。大使告诉他，“所有代表团的记者都不允许为周恩来照相，你去可以，但不能拍照，你答应我的这个要求，才能让你去。”洛蒂答应了大使要求，但出于职业习惯，还是带上了照相机并且老琢磨着为周总理拍照片。按照安排，周总理在接见法国代表团后接见意大利代表团。只见接见厅大门打开，法国代表团的人员走了出来，聪明的洛蒂马上走到法国驻华大使跟前问：“见到周恩来，我用什么语言和他说话呢？”大使说：“周总理的法语很流利，你可以用法语和他交谈。”洛蒂一听，欣喜若狂，因为他也懂法语。从这时起，洛蒂的两只眼睛，就一直在观察着接见厅里的环境、光线、设施和布局，揣摩着怎么拍照。接见意大利代表团的时刻到了！代表团成员和记者们三四十人排着队，逐一与周总理握手。这时的洛蒂排在队伍的中部，前面有人，后面也有人。当接见快进行到一半时，他马上意识到：“排到我时，我只能一般性握手，根本没有时间为总理拍照”。于是，他从队伍里溜了出来，排到了队尾。轮到他了，他谦恭地用法语对总理说：“尊敬的总理阁下，我来时撒了个大谎，答应不给您拍照，可是我觉得我很难见到您，不能不给您拍照，因此，请您允许。”周总理微微地点头认可。洛蒂马上请总理坐在沙发上，为总理拍了一张，但他马上又意识到，无论角度还是总理姿势，都不十分理想。就在这时，运气来了，周总理的秘书在大厅门口叫了总理一声，似乎要对总理说什么。总理上身微微向左转动，双眼向秘书望去。洛蒂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瞬间，第二次按下了快门。然后，他躬身向总理深深道谢后，一溜烟地跑开了。洛蒂曾对朋友说：“拍完后，我激动极了，好像做了一件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大事。”
偷梁换柱骗警卫“没收”假胶卷
洛蒂的行为引起了警卫人员的注意，他拍完照片后就一直在想：我下一步怎么办？我怎么做才能把底片保留下来呢？他一面装着和几名意大利《晚邮报》记者漫无边际地聊天，一面想着应对办法。突然，他眼睛一亮，快速地把相机放在桌子底下，取出底片，又迅速装上一卷新胶卷，并按了两下快门。不一会儿，那个警卫人员来到他面前，很有礼貌地问他：“您是洛蒂先生吗？”洛蒂答：“是”。警卫对他说，“您给周总理拍了照片，违反了我们有关规定，也违反了您自己不拍照片的承诺，请您立刻把底片交出来。”此时的洛蒂，像演员演戏似的向警卫人员“苦苦哀求”。见对方毫无让步之意，执意索要，便又假装“很不情愿”地当着警卫人员的面把相机打开，把胶卷从相机中取出曝光后，“十分沮丧”地交给了对方。后来有记者曾问洛蒂，为什么要让胶卷曝光？他说：“如果我不这么做，他们在收走胶卷之后，肯定会马上去冲洗，如果发现我给了他们一个空白胶卷，他们必定还会来找我，那就更麻烦了，非把我拍了的胶卷拿走不可。”若干年后，当谈起这段“历险记”时，他还是那么兴奋，那么自豪，目光炯炯，像孩子一般得意忘形。
照片被王传斌参赞藏在箱子里带回国
我家住在东城区外交部街“老外交部”大院里，周总理这张传世之作正是由住在这个院里的我国前驻意大利政务参赞王传斌带回国的。前不久，我得到一本王老生前写就的《跨世纪的回忆》，书中详细地谈到了这张照片从意大利带回国内的来龙去脉。书里说，这张照片冲洗出来后，意大利《时代周刊》格外重视，将其刊登于该杂志封面，其他报刊多予转载。1974年冬，原驻意大利商务参赞高竹峰同志任满奉调回国，临行前的一个夜晚，来到王传斌同志房间，从怀中取出一件用白纸包裹着的物品，小心翼翼地打开，对王老说，你看这是什么？王老一看惊喜非常！原来是一张10英寸的周总理照片。高参赞对他说，这是一位意大利记者从中国回来后赠送给我的纪念品。我和你在这里一起工作和生活了好几年，在即将分手之际，我把它给你留下，让我们共同分享对周总理的尊敬和热爱吧！王老欣然接受了这份“宝物”，并允诺一定要设法将其带回国。
王老在回忆录中说，“1975年初，我回国休假，采取了妥善的方法，以保证顺利通过海关。我把硬壳帆布箱的里面擦洗干净，铺上整洁的白纸，将总理的照片平铺在上面，再用洁净的白纸盖好，以免与其他衣物接触弄脏照片。一切就绪后，我比较放心了，但心里还是在默念：总理啊！叫您老人家暂时受委屈了！ 我并非心甘情愿地把照片放在箱子底部啊！ 让我借助您的浩然正气，能够顺利通过海关带回国内吧！ 这种可笑的祈祷，实为当时的真情所言。到达北京海关时，海关人员照例地问：箱子内有无违禁物品？ 有无为他人捎带的物品？ 我说：我们在外奉公守法，从未买过什么违禁品，只是用自己的工资购买些生活必需品，按照规定不会为他人捎带什么物品。就这样得以顺利过关。回到家中赶快开箱取出衣物，看到周总理的照片很平整，无任何褶皱，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一致同意将照片装在镜框里挂起来。打倒‘四人帮’以后，我老战友的孩子李尚志到家里来，看到这张周总理的照片非常惊喜，那时他是新华社国内部的负责人，回去后将周总理照片的事报告了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曾涛同志，他随即决定请李尚志到我家中取走照片，翻拍后制版印刷。从此，这张周总理的照片很快传播到全国，出现在各地的书店里，悬挂在家家户户，各种报刊杂志也予以刊登。”
焦尔焦·洛蒂将原创照片留在中国
此后，洛蒂先生也成了中国人民喜欢的人物，有关部门多次邀请他访华。我十分想见到这位国际知名的摄影家。机会终于来了！2002年8月，我作为外交部摄影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应邀前往贵州都匀市参加在那里举行的首届国际摄影博览会。8月20日上午，出席博览会开幕式。我急速步入人民广场的地下展厅，欣赏那里陈列着的数百幅名人佳作，突然间，眼前一亮，那张周总理大幅传世照片和焦尔焦·洛蒂先生都呈现在我面前。洛蒂十分繁忙，我只得走上前去，用英语和他打了个招呼，他也抬起头微笑着对我点了点头，说了声“Hello！”说完又忙别的去了。到了第二天上午，大家一起在沿江主要街道观看大型巡游表演。这时，我又遇到了洛蒂先生。他满头银发，身着白色T恤衫，手持照相机，不断“咔嚓咔嚓”地拍摄贵州少数民族表演。不一会儿，他停下来，坐在路旁小椅子上休息，并和一位西方女摄影家亲切交谈。这时，旁边有人连声高喊：“Kiss(吻) 一个！” “Kiss 一个！”他俩虽然不好意思，但还是“顺从民意”，来了那么一下。我不失时机地把相机镜头对准他们，抓下一张难得的瞬间。后来，我从博览会主办单位那里得知，洛蒂先生来到中国贵州非常高兴。他说：“都匀这个中国西部小城市举办如此规模宏大的国际活动，令我吃惊，所以我毫无保留地向中国朋友讲解了摄影专题知识，更毫无保留地把1973年拍摄的轰动全世界的《周恩来》原创照片留在了中国。我永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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