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收到19人
归鸟，蓝色火焰，博尔济吉特，京西走马，京西牧马，摄得乐乎，xiaowa77，三月溪，安宁，来电显示，冬韵，ma429，西城紫色风铃，流金BJ，BJ新月，燕京一人，摩崖香石，摩崖2，金广123

古塔是我国众多古建筑中的一支奇葩。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我国后，佛教建筑又与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发展成塔。房山区有古塔108座，约占北京地区古塔数量的二分之一，建筑年代从唐至清，素有北京的“塔乡”之称。房山现存唐塔8座，占我国现存唐塔总数（共计24座）的37.5％；辽塔14座；金塔2座；元塔2座；明塔22座；清代56座；建筑年代不祥，清代重修4座。房山区古塔广泛分布在张坊、大石窝、长沟、韩村河、周口店、燕山、良乡、窦店、青龙湖、佛子庄、河北、史家营等乡镇。其中多数古塔集中在上方山、云居寺及附近一带。上方山塔院有历代僧塔50余座，在规模和现存古塔数量上可列为北京第二大塔院。房山早期古塔多集中在云居寺一带，房山的8座唐塔中，云居寺有7座，14座辽塔中，云居寺及其附近有6座。

本次活动由归鸟策划，主要在房山区内活动。活动形式为包车出行寻访古迹，只收本组织成员不收临时加入者，只接摄影师不接纳随行旅游者。请大家看好集合时间和地点，所有发起人同普通报名者等同分摊活动费用。报名即代表您的承诺，报名截止前24小时内起不接受临阵退出，所有退出人员无论情况与否下次活动一律停止接纳一次。
活动为集体出行，组织者完全是无偿公益服务，请参加者服从指挥如有特殊变化请及时电话告知领队。参加者结束后如方便请在论坛发一贴作业

活动发起人：归鸟
活动说明：2017年6月11日话说北京（四十四）--房山寻塔4
活动时间：2017年6月11日（周日）
集合地点：公主坟新兴桥西南角三环辅路边龙泽手机广场门口
集合时间：2017年6月11日上午7：30
活动安排:
石经山--云居寺--午饭--水头村--房山地质博物馆--长沟
活动人数：包车最多接纳20人
活动费用：车辆、午餐费用AA分摊，门票自理。
报名方式：跟贴报名便于联系
报名格式举例：
“我报名1人，电话 ” 　　
　　
　　免责声明:
　　本次活动为非营利自助户外活动。户外运动有一定的危险性和不可预知性。参加者对自己的行为及后果负完全责任。领队组除接受大家监督、有责任控制费用和公开帐目外，不对任何由户外运动本身具有的风险以及往返路途中发生的危险所产生的后果负责。
　　凡参加者均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在活动中发生人身损害后果，赔偿责任领队组不承担，由受损害人依据法律规定和本声明依法解决。代他人报名者，被代报名参加者如遭受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领队组不承担。本声明中关于免除领队组责任及赔偿责任之约定效力，同样及于组织者、总领队。
　　★不另设电话通知，最后分组和报名情况请随时关注报名帖和专题页面；
　　★请摄友们注意保持自身形象，不要随便与人争执，喧哗。注意礼让，多多交流。还请注意他人的隐私权，不要随意偷拍他人；
　　★拍摄过程中，请摄友们配合组织方，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不要干扰同行摄友的创作，在友好的拍摄氛围下进行自己的创作。
　　★在此页面报名成功之后，即代表您已经仔细阅读以上文字并表示同意，此报名可作为法律依据。参与者均视同接受本计划全部条款。
　　报名截止日期:2017年6月10日(周五)17：00
　　注：本次活动如遇天气等不可抗拒的原因，可能通知推迟或取消。
　　发起人：归鸟（13051019917）

集合地点详见下图公主坟新兴桥西南角三环辅路边龙泽手机广场门口（地图上红点处）

中国古塔
一、古塔的历史
在中国辽阔美丽的大地上，随处都可以看到古塔的踪影。这些千姿百态的古塔，其造型之美，结构之巧，雕刻、装饰之华丽，均堪与我国其它种类的古代建筑相比。然而，在我国早期的古代建筑物中有楼有阁，有台有榭，有廊有庑，有民居有桥梁有陵墓，唯独没有塔。原来塔这种建筑并不是我国的固有类型，而是外国的一种建筑。在传入我国以后，塔又和我国原有的建筑形式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传统特色的新的建筑类型。
塔原本产生于印度，是佛教的一种建筑物。公元前五、六世纪时，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塔就是保存或埋葬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舍利”用的建筑物。舍利，原文的含义为尸体或身骨。据佛经上说，释迦牟尼死后，弟子们将其遗体火化，结成了许多晶莹明亮、五光十色、击之不碎的珠子，称为舍利子。还有其它的身骨、牙齿、毛发等等，也称为舍利。后来又加以扩演，凡德行较高的僧人死后烧剩的骨齿遗骸，也称为舍利。
古印度的塔有两种：一种是埋葬佛舍利、佛骨等的“萃堵波”，属于坟冢的性质；另一种是所谓的“支提”或“制底”，内无舍利，称作庙，即所谓塔庙。在公元一世纪的东汉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古印度的塔也随之传入我国，并与我国固有的建筑形式和民族文化相结合，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古印度的“支提”就发展成为我国的石窟寺，而埋葬和供奉舍利的“萃堵波”则发展为各式各样的古塔。从古塔的发展历史和现存的实物来看，不管是否塔中埋有舍利，统统都被成为舍利塔。由此可见，中国的古塔是由古印度的“萃堵波”发展演变而来的。
从我国的文字发展历史来看，在早期的汉字中并没有“塔”字。佛塔传入中国时，它的名称被译成各式各样，人们发挥着各自的才能，有的音译，有的意译，也有按形状译的。于是出现了萃堵波、私偷簸、偷婆、佛图、浮屠、浮图、方坟、圆冢、高显、灵庙等各种名称。以后，人们根据梵文“佛”字的音韵“布达”，造出了一个“荅”字，并加上一个“土”字旁，以表示坟冢的意思。这样，“塔”这个字既确切地表达了它固有的埋葬佛舍利的功能，又从音韵上表示了它是古印度的原有建筑，准确、恰当而又绝妙，于是“塔”的名称流行广泛。
印度的萃堵波和我国固有的建筑形式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外来文化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古塔从无到有、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和古印度的萃堵波相比，中国古塔从形式、结构、布局和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印度半圆形的萃堵波一传入中国，首先就和我国原有的高贵而显赫的建筑形式——楼阁相结合，出现了楼阁式塔。我国第一座佛教寺庙中的佛塔白马寺塔，就是这样的建筑形式。以后，随着佛教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发展，亭阁式塔、密檐式塔、花塔、金刚宝座塔、过街塔等，也相继出现在我国大地上。就是与古印度的萃堵波极为相似的覆钵式塔——喇嘛塔，在建筑造型和装饰艺术上也都增加了许多中国的成分。可见，从塔的形式上看，印度的萃堵波在我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古印度，佛舍利是埋葬、供奉在萃堵波中的。而在我国，塔下一般都建有地宫，以埋葬或供奉舍利。这是印度萃堵波与我国固有的陵墓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同印度的萃堵波相比，中国的古塔不但有塔刹、塔身、沓座，还有塔下地宫，在结构上已经发上了很大的变化。在近代和当代维修古塔的过程中，人们在塔顶上也曾经发现过舍利，可见塔下地宫并不是中国古塔埋葬舍利的唯一地方。但是地宫的出现，却是印度萃堵波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古印度萃堵波的前后左右，虽然还有少量的附属建筑，但都很简单。在中国古塔的周围或旁边，却有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在这些建筑群中，有殿堂，有走廊，有轩，也有亭。最初，塔在寺的中心。佛殿、佛堂等，围绕着佛塔修建、布局。随着佛殿在佛寺中地位的提高，殿、塔并列，或者将塔放在殿后，以至移于寺外，但古塔始终没有离开殿堂，这是古印度萃堵波与我国宫殿、府第等建筑形式相结合的结果。佛教要在我国传播，就必须采用我国人民熟悉并乐于接受的形式。古印度萃堵波的传入和发展，与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如影随形，密不可分。因此，我国的古塔不但带有浓烈的宗教色彩，而且也富有浓烈的民族传统文化色彩，从而成为我国古代建筑中的一种特殊类型，成为绚丽灿烂、美不胜收的一朵建筑奇葩。
二、古塔的发展阶段
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和我国现存古塔、古塔遗址的调查分析得知，古塔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东汉到唐朝初年，为古塔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印度的萃堵波开始和我国传统建筑形式互相结合，是不断磨合的阶段。
佛教同其他宗教一样，都要借助于实物来传播教义。佛教借以传播教义的实物除了佛经、佛像之外，就是佛塔了。根据史书记载，在著名的“永平求法”之后，汉明帝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在首都洛阳兴建了我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其中就包括了塔这种建筑。《释书?释老志》云：“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浮图，画亦甚妙，为四方式。”
佛教初入中国时，人们对佛、舍利、萃堵波等等印度佛教名物是十分陌生的。汉明帝把传播佛教的使者迎进了洛阳，他的哥哥楚王刘映成为第一批信徒当中的一员。佛教的教义与中国固有的王权思想、儒家学说、宗教信仰等存在着分歧、冲突，为了生存，佛教不得不采取了调和的立场，力争以人们习惯或熟悉的思维及行为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印度的半圆形的萃堵波自然也不可能保持其原有形态，它势必要在迎合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前提下改变其本来面目。由于时间久远，当时的建筑已经没有实物，但是我们借助文献记载得知，中国最早期的佛塔，主要是楼阁式的建筑。《三国志》、《后汉书》均记载汉末修筑的徐州浮屠寺塔是一座大木塔，顶上有九重铜制的塔刹，重要阁道的塔身层数也不会太少。
那么在诸多的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中，佛教的传播者为什么要把萃堵波“嫁接”到高楼建筑之中－呢？从东汉开始，除了一些特殊的礼制建筑之外，自战国至西汉一直流行的高台建筑逐渐为木构高楼所替代。无论是宫廷还是地主豪强的庄园，都盛行建造木构高楼，除了供居住的楼之外，还有城门上的谯楼，市场中的市楼，仓储用的仓楼，了望用的望楼，守御用的碉楼等。正是各种各样的木构高楼，构成了东汉建筑的时代特色。此外还要看到，秦汉时期的帝王、贵族普遍热中于求仙望气、承露接引等事，根据“仙人好楼居”的说法，至少在汉武帝之时就已经出现了高达五十丈的井擀楼（即用大木实叠而成的高楼），用于求神迎仙。所以木构高楼不仅是当时最显高贵的建筑，同时也是颇具神秘性的建筑，把萃堵波“嫁接”其上，实在是一种非常有利于佛教传播的选择。
汉代的佛塔虽然已无实例可寻，但我们尚可从河南故县出土的陶楼和甘肃武威出土的陶碉楼形态中可见其大概。这种由构架式楼阁与萃堵波结合而成的方形木塔，自东汉时期问世以来，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而不衰，成为此一时期佛塔的经典样式。对此，《魏书?释老志》说的很明确：“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很显然，“天竺旧状”指的就是来自印度的萃堵波，而“重构之”就是多层木楼阁。在木楼阁的顶上放置萃堵波，应当就是这一时期佛塔的基本形式。这里顺带要提的是，在这一时期还出席那了一些亭阁式塔，它们虽然也是萃堵波与中国原有建筑形式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并不是该时期佛塔建筑的主流。
第二，从唐朝经两宋至辽、金时期，是我国古塔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我国古塔发展的高峰时期。
唐、两宋时期古塔的建筑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塔的总体数量较前代大增，建塔的材料也更为丰富了，除了木材和砖、石以外，还使用了铜、铁、琉璃等材质。阁楼式、密檐式、以及亭阁式塔正值盛年，花塔和宝箧印经塔又现异彩。这一时期，是从以木塔为主转向以砖石塔为主的最后阶段。由于材料的改变，使建筑造型与技术也相应有所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塔的平面从四方形逐渐演变为六角形和八角形。
根据文献记载和实物考察得知，早期的木塔平面大多是方形，这种平面来源于楼阁的平面。隋唐以及以前的砖石塔，虽然有少量的六角形、八角形塔，甚至还有嵩岳寺塔十二边形的特例，但是就现存的唐塔的情况来看，大多还是方形塔。但入宋以后，六角形、八角形塔很快就取代了方形塔。塔之平面的变化，首先是建筑工匠们从长期的造塔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所致。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高层建筑特别是砖石结构高层建筑，极易在地震中受到破坏。古代工匠们从对地震受损情况的观察中，已经认识到了建筑物的锐角部分在地震中因受力集中而容易损坏。但钝角或圆角部分在地震时因受力较为均匀而不易损坏。所以处于使用和坚固两方面的考虑，自然要改变古塔的平面。其次，为适应人们登塔远望的需要，也是古塔平面发生变化的原因。木塔虽为方型，但却便于设置平座，使人们能够走出塔身，凭栏周览。改为砖石塔后，平座就不能挑出太远，人们走出塔身便很困难，而且危险性也大大增加。改为六角形或八角形后，不仅能有效的扩大视野，而且还有利于减杀风力，其优势是十分明显的。
由于社会风习的变化，唐与宋、辽、金时期的古塔，在审美特征上也有了明显的差异。大致来说，唐时修建的塔一般不尚装饰，唐人追求的主要是简练而明确的线条，稳定而端庄的轮廓，亲切而和谐的节奏，唐塔表现出来的是唐人豪放的个性和气度。而宋人却是追求细腻纤秀，精雕细琢，柔和清丽，所以宋塔的艺术便在装饰的、表现的、外在等方面开拓新的境界，极力渲染其令人目眩的轮廓变化和颇有俗艳之嫌的形式美。至于与宋对峙的辽和金，则是在唐风宋韵的混合当中，谱写了中国古塔的黄金时代里又一辉煌篇章，宗教内在的感染力，是造塔者极力要表现的唯一主题。
第三，从元代经明代到清代，是我国古塔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元代以后，塔的材料和结构技术，再无更高的突破，只是在形式上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最为明显的是，随着喇嘛教的传播，瓶形的喇嘛塔进入了中国佛塔的行列。这种带有强烈异域风格的塔，长期保持了它们那庄重硕壮而又丰满的造型。从元至清六百年间，这种塔形的主要变化，是其塔刹（即“十三天”）比例的变更，从元代的尖锥形，发展成为直筒形。明代以后，仿照印度佛陀伽耶金刚宝塔形式而来的金刚宝座式塔又和喇嘛塔一起，推动中国古塔的建造出现一次回光返照般的高潮。然而，从整体来看，从元代以后，塔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佛塔的建造却处在不断衰落之中，而各种与佛教关系不大的文峰塔、风水塔却大量用处，但除了个别的精品之外，它们大多是粗制滥造的，几乎没有审美价值可言。
三、古塔的组成部分
我国的古塔虽然种类繁多，它们的建筑材料和构成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些古塔的基本结构却是大体一样的。古塔由四部分组成：地宫、塔基、塔身、塔刹。
1．地宫
地宫也称为“龙宫”、“龙窟”。这是宫殿、坛庙、楼阁等建筑所没有的。为什么要有这一部分构造呢？这是因为塔是埋葬舍利的。在印度，舍利并不是深埋地下，只是藏于塔内。而传到中国来之后，与中国传统的深葬制度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地宫这种形式。凡是建塔，首先要在地下修建一个地宫，以埋葬舍利和陪葬器物。这与中国帝王陵寝的地宫相似。当然，塔的地宫远远不如帝王陵寝的规模那么大，陪葬的东西也少的多。塔的地宫内安放的东西主要是一个石函。石函内有层层的函匣相套，也有用石制或金银、玉翠制作的小型棺椁。内中一曾即为安放舍利之处。此外，在地宫内还陪葬有各种器物、经书、佛像等。地宫是用砖石砌成的方形或六角形、八角形、圆形的地下室。地宫大都深埋地下，只有个别半入地下。
河北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塔基地宫又称“舍利阁”。它位于塔基的正中，在距现存地面约六十厘米的深处。上有石刻歇山式屋顶一块。屋顶之下有一个方孔，这就是地宫舍利阁的顶口。地宫平面作四方形，但不甚规整。地宫南面辟门，作拱券式。地宫内四壁均有壁画，为天王、帝释、梵王、童子、侍女等任务形象。北壁正面书写“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牌位，两旁绘有十大弟子礼拜的图案。舍利阁内的柱子、斗拱、檀枋、阑额的彩画，色泽如新，是地面建筑中见不到的宋代作品。
从前，由于人们不了解塔下有地宫这一结构，便产生迷信说法，说某一个塔下是“海眼”，于是便出现了“镇海之塔”的传说。事实上，有些塔的地宫年久损坏，或防水不好，地下水渗满了，偶然发现这种情况，就讹称“海眼”了。
建国后，各地清理和维修古塔时，发现了许多地宫以及内部所埋葬的舍利及文物，例如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苏州虎丘塔、湖北武昌黄鹤楼前胜象宝塔、北京西长安街庆寿寺双塔、吉林农安万金塔、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等。它们为研究古塔地宫形制与结构，提供了不少实物资料。
2．塔基
塔基是整个塔的下部基础，覆盖在地宫上。很多塔从塔内第一层正中即可探到地宫。早期的塔基一般都比较低矮，只有几十厘米。例如现存的两座唐以前的塔——北魏嵩岳寺塔和隋朝的历城四门塔的塔基。在唐代，有的塔为了使它更加高耸突出，在塔下又建了高大的基台，例如西安唐代的小雁塔、大雁塔等。亭阁式塔的塔基，在唐代也开始发展成高大的基座，例如山西泛舟禅师塔、济南历城神通寺龙虎塔等。
唐代以后，塔的基础部分有了急剧的发展，明显地分成基台与基座两部分。基台就是早期塔下比较低矮的塔基。在基台上，增加了一部分专门承托塔身的座子，称为基座。在建筑艺术效果上，它使塔身更为雄伟突出。基台，一般比较低矮，而且没有什么装饰。基座部分则大为发展，日趋富丽，成了整个塔中雕饰最为华丽的一部分。
在基座的发展过程中，尤以辽、金时期的密檐式塔的基座最为突出。辽、金塔的基座，大多作“须弥座”的形式，示为稳固之意。以北京天宁寺塔的须弥座为例，座为八角形，建与一个不甚高大的基台上，共有两层束腰。第一层束腰内，每面砌六个小龛，内刻狮子头。龛与龛之间以雕花间柱分隔。第二曾束腰下部砌出小龛五个，内雕佛像。龛与龛之间的间柱上雕饰力士。上部施斗拱。斗拱上承托极为精细的砖雕栏杆。栏杆上置仰莲三重，以承托第一层塔身。整个须弥座的高度约占塔高的五分之一。它成为全塔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来，其他各种类型塔的基座也越来越往高大华丽的方向发展。喇嘛塔的基座发展的非常高大，体量占了全塔的大部分，高度占到总高的三分之一左右。金刚宝座塔的基座已经成为塔身的主要部分，座子本身比上部小塔要大的多。过街塔下的座子也比较上面的塔高大的多。塔的基座部分的大大发展，与中国古建筑传统中一贯重视台基的作用，有着你切的关系。它不仅保证了上层建筑物的坚固稳定，而且也收到艺术上庄严雄伟的效果。
3．塔身
塔身是古塔结构的主体。由于塔的建筑类型不同，塔身的形式也各异。各种不同类型的塔，就是按照塔身的形制来划分的。
从塔身的内部结构看，主要有实心和空心两种。实心塔的内部，有用砖石全部满铺满砌的，也有用土夯实填满的。纵或有些实心塔内也用木骨填入，以增加塔的整体连接，或增强挑出部分的承载力量，但结构仍然比较简单。空心塔一般来说是可以登临的塔。这类塔的塔身结构比较复杂，建筑工艺的要求也比较高。空心塔的塔身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木楼层塔身。盛行于汉末、魏、晋、南北朝。结构大体是：塔身内部从上到下是一个空筒，塔身四周立柱，每面三间，立柱上安放梁枋，斗拱，承托上部楼层。每层都有挑出的平座和栏杆游廊，可以环眺四周。每层还有挑出的塔檐，与一般木构建筑楼阁做法一样，内设楼梯、楼板，可以登临。纯木结构，砖壁木楼梯、木楼板和砖壁木檐、木平座结构的楼阁式塔，如山西应县木塔的塔身，就是这种形式。
砖壁木楼层塔身，也称空筒式塔身。内部好像一个空筒，早期的楼阁式或密檐式砖塔，大多是这种结构。如西安大雁塔、西安小雁塔、杭州临安功臣塔、苏州罗汉院双塔、登封嵩岳寺塔等都有这种塔身。
砖木混砌塔身。用砖砌，塔檐、平座、栏杆等部分均为木结构。这种结构流行于宋塔中，例如上海松江方塔，杭州六和塔、苏州瑞光塔、苏州北寺塔等。
木中心柱塔身。塔身内设有中心柱，早期的木塔塔身内多有中心柱，并从塔顶直贯塔底。现在这类塔身的古塔，现在已经见不到了。河北正定的天宁寺塔为半木结构，塔内的木中心柱只有半段，仅在塔的上半部。但是，就是这种只有半截木匠中心柱塔身古塔，在全国也极少，十分珍贵。这种实物无可争辩地说明，这种没有大木中心柱的塔身，在我国古塔的建造中是存在的。随着建塔材料种类的增加和建筑技术的发展，有些古塔的中心柱不是采用木料，而是采用砖石建造。陕西扶风法门寺塔、河南开封祐国寺塔、四川乐山凌云寺塔就是这样的例子。
砖石塔心柱塔身。全部用砖砌造，塔的中心是一个自顶到底的大砖石柱子。这种塔身的结构是我国古代砖石结构发展到高峰的产物。如河南开封佑国寺塔、四川乐山凌云寺塔、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四川大足宝顶山塔等，大多是宋、明时期的建筑，水平相当高。
高台塔身。塔身用砖石建造，砌成高大的台子，从台子的内部砌砖石梯子盘旋而上，或从座子外面登上顶端。这里说的主要是金刚宝座塔。北京真觉寺金刚宝座塔、北京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呼和浩特慈灯寺金刚宝座塔等，就是这样的例子。
覆钵式塔身。即喇嘛塔的塔身，状如瓶形。明、清以后，建筑师们又在塔肚正中增设了焰光门，形如小龛。
在我国现存的古塔中，还有一些形制特别的塔身：有的在覆钵上多加上多层楼阁，有的是楼阁、覆钵、亭阁相结合，还有的塔身状如笔形、球形、圆筒形等等，形态多样，各呈异彩。
4．塔刹
塔刹俗称塔顶，就是安设在塔身上的顶子。我国的古塔很多，各座古塔塔刹的形状和建筑材料都不相同。但是，不管是用什么材料建造的塔刹，也不论其形式如何，它们都是古塔重要的、位置最高的组成部分。在古印度，塔刹只是作为“萃堵波”的表象而存在，结构简单，装饰也不复杂。但到了中国，就和我国原有的楼阁式建筑结合在一起，塔刹的建造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结构、形式也变得更为复杂、更为精细、更为美观了。从建筑结构上看，塔刹是作为收结顶盖用的。既要固定椽子望板，瓦陇等部分，又要防止雨水下漏，塔刹发挥了重大作用。从建筑艺术上看，塔刹往往玲珑奇巧直插云霄，给人以超脱，崇高的审美快感。因此，人们把塔刹的“刹”也作为佛寺的别称，寺也被称为刹，古寺也就被称为古刹了。
就塔刹的结构而言，它本身就是一座完整的古塔。塔刹由刹座、刹身、刹顶、刹杆等部分组成。
刹座是刹的基础，覆压在塔顶上，压着椽子、望板、角梁后尾和瓦陇，并包砌刹杆。刹座大多砌作须弥座或仰蓬莲座、忍冬花叶形座，也有砌作素平台座的，以承托刹身。在有的刹座中，还设有类似地宫的窟穴，被称作刹穴。刹穴可以供奉舍利，可以存放经书和其他供器。云南大理千寻塔、北京妙应寺塔就是这样的例子。
刹身主要的形象特征是套贯在刹杆上的圆环，称为相轮，也有称为金盘、承露盘的，《行事妙》云：“人仰视之，故云相”。可见，刹身是作为塔的一种仰望的标志，以起敬佛礼佛的作用。一般大塔的相轮比较多而大，下塔的相轮比较少而小。早期的塔制，相轮没有定式，有的塔相轮至多数十个，有的少至三五个。例如原洛阳永宁寺大木塔，就有三十重相轮。现存两处比较早的塔——四门塔和嵩岳寺塔分别为五轮和七轮。以后相轮的数目逐渐形成了一、三、五、七、九、十一和十三的规律。喇嘛塔大多采用了十三个相轮。因此人们就把这一部分称为“十三天”了。在相轮上置华盖，也称宝盖，作为相轮刹身的冠饰。
刹顶，是全塔是尖顶，在宝盖之上，一般为仰月、宝珠所成，也有作火焰、宝珠的，有的在火焰之上置宝珠，也有宝珠置于火焰之中的。因避“火”字，有的称为“水烟”。
刹杆，是通贯塔刹的中轴。金属塔刹的各部分构件，全都穿套在刹杆之上，全靠刹杆来串联和支固塔刹的各个部分。就是比较低矮的砖制塔刹，当中也有木制或金属

中国古塔的制度
佛塔和寺院密不可分。早期佛教徒崇拜塔，将塔作为对佛的崇拜，也就是说，塔即是佛。魏、唐至宋之间，塔在寺院中的位置发生许多变化，从中可以看出对塔崇拜重视的程度，根据考察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
中心塔院制度：一间寺院建造一座塔，不建大殿，以塔为主，周围群房，将塔作为主要崇拜物。例如河南嵩岳寺就是一个方形塔院。
前塔后殿制度：寺院以轴线对称布局，山门内为塔院，塔院内建塔，塔后见佛殿等建筑，这种布局将塔作为主要崇拜对象，如山西洪洞广胜寺。
前殿后塔制度：寺院以佛殿为主，塔建在佛殿之后，退居次要位置。这种做法通常是宋代和宋以后的布局方式。例如，辽宁锦州广济寺。
寺院双塔制度：唐宋两代寺院常建双塔，位于寺院大门前，或大殿前，一东一西，双塔造型基本相同。例如，福建泉州开元寺双塔，辽宁北镇崇兴寺双塔，云南昆明大德寺双塔。
塔殿并列制度：在寺院中，佛塔与佛殿并列布置。这种布置说明塔和殿同为佛，同为崇奉的对象，同样重要。山门之内，东殿西塔，相互对峙。因为西方是日落之处，万物的终结，佛的世界，涅槃的归宿。塔殿并置布局始于南北朝，盛行于唐代，宋辽时期继承并发展。例如，例如陕西周至大秦寺，日本法隆寺。

中国古塔的造型分类
亭阁式
亭阁式塔可以看作单层的楼阁式塔，外观如同中国式亭阁顶上加上印度式塔刹。平面有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圆形等等。早期的亭阁式塔为木结构，后来被砖结构所取代。最初塔内设神龛，供奉佛像或墓主人雕像，后逐渐发展为僧人墓塔。著名的有山东历城四门塔、长清灵岩寺慧崇塔、三藏塔，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祖师塔、安邑泛舟禅师塔、明惠大师塔，河南登封会善寺净藏禅师塔、安阳修定寺塔等等。
亭阁式塔结构简单，易于建造。《洛阳伽蓝记》记载帝王修塔的同时，也谈平民建塔。白马寺一条中记载，（公元75年）“明帝崩，起祇洹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作浮图焉。”祇洹就是寺庙，这里是祭祠的意思，冢上浮图就是这种小型的亭阁式塔。
在云冈石窟中，北魏时期的亭阁式塔大多是方形的，中国式亭子加上塔刹。敦煌壁画中有北朝和隋唐时期的亭阁式塔，是木构圆形、六角形或方形的亭子加上相轮塔刹。图中的敦煌壁画是圆亭塔，北魏时期的作品，描述释迦摩尼舍身饲虎的故事，在圆形穹窿塔身上加五重相轮，刹杆冠以摩尼宝珠，这座塔保留了较多外来风格。
楼阁式
楼阁式塔来源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楼阁。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适应中国的习惯，以楼阁形式作为礼佛的纪念性建筑物。楼阁式塔可供奉佛像，还兼有登高望远甚至军事了望的功用，如北京良乡的昊天塔。
楼阁式塔的造型特征是下有台基、基座，上有木结构或砖石仿木结构的多层塔身，梁、枋、柱、斗拱等构件一应俱全。平面以正方、八边或六边形为多，塔顶呈攒尖状，塔刹部件以覆钵好相轮为主，但形制多样。有的楼阁式塔在第一层 有外廊（“副阶”），加强了上部的稳定性，也能有效地防止地基被雨水冲刷，提高了塔的寿命。
楼阁式塔是中国塔的发展主流，多见于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北方相对少些。著名的如山西应县木塔、西安大雁塔、开封铁塔、定州料敌塔、福建泉州开元寺双石塔等。
金刚宝塔座
金刚宝座式塔起源于印度，象征对密宗金刚界佛祖的礼拜。佛经说，金刚界有五部，每部有一位主佛，金刚宝座代表神坛，五座塔分别代表五方佛。
最早的金刚宝座塔是印度比哈尔南部的菩提迦耶大塔，相传这里是释迦牟尼成道处，大约五世纪建造寺塔，屡毁屡建。今存为十九世纪重建的金刚宝座式塔，主塔高约50米，四角有四个与大塔相似的小塔。
中国最早的金刚宝座塔造型出现于敦煌北周石窟的壁画，以及山西朔县崇福寺北魏石刻。现存最早的建筑实物是明代北京真觉寺塔。著名的还有北京碧云寺、北京西黄寺清净化域塔、呼和浩特慈灯寺舍利塔、湖北襄阳的“多宝佛塔”等。
密檐式
密檐式塔从楼阁式塔发展而来。木造楼阁式塔在转化成砖石塔的过程中，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砖石仿木构楼阁式塔，一是密檐塔。密檐塔的特征是：
首先，第一层塔身比例特别大，是全部塔身的重点，装饰丰富。大多饰以佛龛、佛像、门窗、斗拱等等，佛教内容与艺术手法都集中于此。其次，一层塔身以上，塔檐紧密相连，层层重叠，各层之间距离短小，没有门窗柱子等楼阁结构。早期还设小窗，以后逐渐消失。如需要采光通风，在檐与檐之间开小空洞，但与内部楼层没关系。最后，大部分密檐塔不能登临。早期密檐塔纵有楼梯，也不为登塔眺望之用。辽金时期的密檐塔多为实心，完全不能登临。[17]
早期的密檐塔较简单，塔身装饰简洁，出檐用叠涩。因为砖石的抗弯、抗剪能力很差，所以出短檐，檐下没有仿制的斗拱、檩椽、瓦垄等构件。著名的有河南登封嵩岳寺塔、西安小雁塔、云南大理千寻塔等等。辽金时期的密檐塔得到极大发展，在华北、东北地区形成特殊风格：实心高塔，塔底增加高大的须弥座，一层塔身装饰丰富，各层密檐增加斗拱、椽子、瓦垄等仿木构件。密檐塔达到一个繁复华丽的高峰，这种塔在北方一直延续到明代以后仍不断建造。著名的有北京天宁寺塔、通县燃灯塔、河北昌黎源影塔、正定临济寺青塔、辽宁锦州广济寺塔等等。
覆钵式
窣堵波传到中国，与楼阁亭子相结合，创造出带有中国风格的塔，原来的形象反倒淡化了。元代，窣堵波再度从尼泊尔传入内地，并与藏传佛教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古塔形式，称作覆钵式塔，或者喇嘛塔。
覆钵式塔的基本结构由四部分组成，从下到上分别是基座、塔身、相轮和塔刹。基座有方形、八角形、多边形，少见圆形；塔身也称塔肚子或覆钵，顾名思义如倒扣的钵体，覆钵基本保持了坟冢的摸样；塔脖子又称相轮，最多可以有十三层，所以也叫“十三天”；塔刹由伞盖和宝刹组成。[17]
覆钵式塔从北魏云冈石窟浮雕和敦煌壁画中可以见到。但在元以后才大量兴建，现存最早的一座大型喇嘛塔是北京妙应寺白塔，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并主持修建。明清时期，喇嘛塔继续发展，成为高僧、和尚、喇嘛圆寂之后墓塔的主要形式，俗称和尚坟。著名的喇嘛塔还有五台山塔院寺白塔、北京北海琼岛白塔、扬州瘦西湖莲性寺白塔等等。有些金刚宝座塔和过街塔上部的小塔也采用这种形式。[17]
经幢式（幢式塔）
经幢式塔是模仿佛教宝幢的塔。“幢”本是寺院中八边形的柱状法器，上下垂丝帛并绣有佛经或佛名，后为经久耐用改造为石质，幢身镌刻《佛经尊圣陀罗尼经》或施主姓名。经幢式塔于唐代兴起，辽代盛行，延续到清代，其中有的为经塔，有的为墓塔。
公元七世纪后半期随着密宗东来，佛教建筑出现一种新类型––经幢，中唐以后，净土宗也建造经幢，数量渐多；其中奉弥勒佛为主的仅在殿前建经幢一个，奉阿弥陀或药师的则以两个或四个经幢分立于殿前。这时经幢的形状不但逐渐采用多层形式，还以须弥座与仰莲承托幢身，雕刻也日趋华丽。经过五代到北宋，经幢的发展达到最高峰。现存宋朝诸幢中，以河北赵县经幢的体形最大，而且形象华丽，雕刻精美，是典型代表作品。
异型塔（花塔）
花塔的基本特征是，在塔身上半部装饰各种繁复的花饰，看上去好像一个巨大的花束，因此称为花塔。装饰的内容由简而繁，丰富多彩，有巨大的莲瓣，有密布的佛龛，有雕刻的各种佛像、菩萨、天王力士、神人、动物形象等等，用来表现佛教中的莲花藏世界。有些花塔原来还涂上各种色彩，富丽堂皇。
从现存花塔实物中考查，早期花塔从装饰单层亭阁式塔的顶部和楼阁式、密檐式塔的塔身发展而成的。山西五台佛光寺的唐代解脱禅师墓塔，顶上装饰重叠的大型莲瓣，可说开花塔之先声。宋、辽、金时期，真正形成花塔这种类型。全国现存花塔有十多处，著名的有北京房山万佛堂花塔、河北正定广惠寺花塔、曲阳修德花塔等。元代以后花塔逐渐绝迹，犹如昙花一现。
北京房山云居寺北塔，又称“罗汉塔”，高30.46米。辽天庆年间（1111–1120）建。融楼阁式和覆钵式为一体的舍利塔，砖构。下部为八角须弥座，上建两层楼阁，顶部置覆钵和十三天。

中国古塔的建筑材料
土塔
夯土方式在早期建筑史颇为常见，它取材方便，建造简单，成本低廉。但是由于塔的体量一般都高大而细长，夯土本身的力学性质并不适合，特别在土质松软降水丰沛的地区很难保存。现存土塔集中于我国西北黄土资源丰富、降水量较少的地区，主要形制为体形粗壮的覆钵式塔。
克孜尔尕哈土塔在库车县城西10公里处，建于东汉末年，东西底边长6米，南北宽5米，上建了望楼，残高16米，实为丝绸之路北道上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烽燧遗址。高昌土塔建于东晋咸和二年（327），在吐鲁番市以东约40公里的高昌故城佛寺内；以土坯为结构结构，残高三级（原七级）12米，多角形，塔基为方形，基上为圆形塔座，以承托高大的塔身；每级都有短檐，下有斗拱；传说玄奘当年曾住此寺。
木塔
木材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得到最大程度的运用，木塔也是中土起源最早的塔，史载三国时“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塔就是将窣堵坡置于重楼顶端。早期木塔借鉴了很多房屋建筑的技术，从斗拱、椽、枋、梁、柱等承重结构到门窗栏杆等，二者之间都非常相似。
由于建造技术的限制，最初常用夯土筑起塔心，作为木塔垂直的依托，各层的水平木作均直接或间接地与塔心相连。随着技术的提高，夯土的塔心被木柱所取代，这极大扩充了塔内空间。但要找到足够高大笔直的木材作为中柱极其困难，塔高也就被中柱的高度所限制。
辽清宁二年（1056）建造的山西应县木塔，是技术上的又一次突破。其内没有中柱，而是由各层塔身周围的两圈木柱将塔的荷载层层向下传递，这种独特的力学设计比中柱式结构更合理，使得应县木塔历经千年而屹立不倒，成为现存最古老的木塔。
砖塔
砖塔在各类塔中数量最多，这是由砖的材料性质所决定的，砖由粘土烧制，其在结构上的耐久性和稳定性与石材接近，远胜于夯土和木材，又具有易于施工的特点，可以相对轻易地砌出各种造型并进行各式雕刻。明清两代，制砖工业迅速发展，各类砖塔大量涌现，以至于难以见到其他材料建造的高塔了。
虽然砖的性质非常适合，但是由于木材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主流地位，砖塔外观大多模仿木构，斗拱梁柱枋椽额一应俱全，这样的做法美则美矣，却不能充分发挥砖材本身的优势，实际上已经成为筑塔技术的一种限制。在塔的内部，多采用乱砌法，即砖在塔心随意堆积，但是为了保证结构坚固和美观，塔身表面的砖块则须有序砌筑，一般采用长身砌或长身丁头砌两种技法。
塔砖之间的粘合材料也是对砖塔稳定性产生很大影响的因素，唐代砖塔多以粘性稍差的黄泥为灰浆，宋辽以后在黄泥浆中加入一定的石灰和稻壳，使其粘合力有所增加。从明代开始，砌塔全部使用石灰浆，使得明、清塔的稳定性有极大提高。以砖砌成的塔也有一些弊端，尤其是砖塔之间的缝隙多，特别在南方极易生长植物，无论杂草还是树木，根系深入塔身后都会逐渐破坏塔的结构，甚至最终导致塔的坍塌。
杭州西湖南岸的雷峰塔，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吴越国王钱俶所建，南宋庆元年间重修，八面五级，砖砌塔身，外建木构楼廊。清末民初，盛传雷峰塔砖具有“辟邪”、“宜男”等特异功能而屡遭盗挖，1924年9月25日轰然倒塌。
蓟县盘山定光佛舍利塔，花岗石须弥座之上，是三层砖雕仰覆莲花和砖砌塔身。在天成寺大殿西侧，辽天庆元年（1111）建，八角密檐式，高22.63米。塔基为通体饰淡黄色，与天成寺、翠屏峰交相辉映。
福建晋江海安镇安平桥头白塔，砖砌楼阁式，南宋绍兴八年（1138）建。高22米，六面五级，塔檐叠涩出挑，各层角作倚柱，塔身中空，有梯可达塔顶。
石塔
中国传统建筑，素来对石料的使用有所抑制，但由于石材的性质非常适合建造纪念性的高塔，因而石塔为数不少。石塔中的小型塔居多，常见有经幢式塔、宝箧印塔、多宝塔、覆钵式塔以及缩小的密檐塔和楼阁式塔。体量高大的石塔很少，其建造无疑需要较高的技巧。这些石塔有的采用巨石建造，更多则是使用小块石，依照砖塔的装配方式砌筑，外观上多仿照木构。由于石材和木材在材料性质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前者极耐压而不耐拉，后者则耐压和耐拉的能力相近，因而仿木构的石塔不能充分发挥石材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石塔的发展。
今存少数采用巨石建造的高大石塔，主要分布于福建沿海。泉州开元寺东西塔，相距约200米。西塔名仁寿，南宋绍定元年至嘉熙元年易为石塔，八面五级楼阁式，高44.06米。东塔名镇国，南宋嘉熙二年（1238）易为石塔，八面五级楼阁式，高48.24米。三清山风雷塔，宋建，在上饶三清山龙虎殿北的悬崖上，以悬崖上的巨石为基，塔底、塔身、塔顶三段分别用花岗石砌成，高2米，五面六级，塔顶为攒尖式。灵隐寺双石塔，在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前，北宋建隆元年（960）建，相距42米，都为八面九级楼阁式，高约12米。
琉璃塔
琉璃塔就是在砖表面贴琉璃的塔，从本质上讲，也是砖塔的一种。因为琉璃仅在塔的表面，内部仍用砖砌筑。在中国古代，琉璃是一种受到严格控制的建筑材料，只有获得官方特许才能使用，因此琉璃塔的数量非常少。现存的琉璃塔大多是敕建宝塔：有的通体用琉璃贴面包裹；有的仅在特定部位如转角、塔檐等处贴附；有的则用琉璃烧制出浮雕造像贴在塔面。琉璃色彩多样，表面覆盖着一层光亮致密的釉层，因而可以很好地抵抗日晒、风吹、雨淋等风化作用，很好地保护建筑物。
广胜寺飞虹塔，在山西洪洞县，明嘉靖六年（1527）重建，八角十三级楼阁式，通高47米。由下至上逐层收缩，形如锥体。塔身镶黄、绿、蓝三色琉璃烧制的屋宇、神龛、斗拱、莲瓣、角柱、栏杆、花罩及盘龙、人物、鸟兽和各种花卉图案，绚丽多姿，金碧辉煌。底层塔心室内有华丽的琉璃藻井。
开封祐国寺塔，北宋皇祐元年（1049）建。因用似铁色的褐色琉璃砖砌成，俗称“铁塔”。高56.88米，八面十三级，底层每面阔4.16米，向上逐层递减。塔身遍砌花纹砖，上有飞天、麒麟、菩萨、乐伎、狮子等50余种图案，造型优美，神态生动。
颐和园多宝琉璃塔，在北京颐和园万寿山后山。清乾隆十六年（1751），为皇太后六十寿辰而建。高16米，为八面不等边七级楼阁式与密檐式相结合的塔。整座塔身用黄、绿、青、蓝、紫五色琉璃砖镶嵌而成。是北京现存琉璃塔中，造型最优美、颜色最丰富的一座。
香山琉璃塔，在北京海淀区。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进京，乾隆为他建造了“宗镜大昭之庙”，此塔就建在庙内。高30余米，八面七级楼阁式，外形似密檐式，檐部外挑，檐端共挂有56个铜铃，风吹时齐响。各层有窗，墙面用琉璃砖镶贴。
铜塔和铁塔
金属材质的塔为数很少，体量也很小，大多是作为工艺品而存在的，常见的制塔金属有：铁、铜、银、金等。金属塔大多整体铸造成型，由于工艺本身的限制，大型的金属塔非常少，有限的几座大塔也是用铸造部件组装而成的。因为金属材料的热膨胀系数普遍比木、砖、石等传统材质高，而且多存在锈蚀问题，所以金属材料不是砌筑高塔的优良材料。
作为建筑物的金属塔兴起于五代十国时期，宋明两朝铸造过一定数量的铁塔。作为工艺品的金属塔就相对较多了，它们大多以金银等贵重金属制成，造型精美细腻。
玉泉寺陵金铁塔，原名“佛牙舍利宝塔”，我国现存最高的铁塔，在湖北当阳县玉泉寺前，宋嘉祐六年（1061）用生铁铸造；高约17.9米，重53.3吨；八面十三级，分段冶铸，逐层叠装，不加焊接，形体挺拔纤瘦。
甘露寺铁塔，又称魏公塔，在镇江市甘露寺旁。唐建石塔，宋元丰年间改铸铁塔，高九级。明万历十年（1582）被风吹倒，重修为高13米，八面七级楼阁式。每层四门八窗，塔身铸有各种精美花纹。清光绪年间，经风暴袭击，仅存塔座及一二层，后安装复原。
显通寺铜塔，在五台山显通寺大殿前，原有5座，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铸成，取名“多宝如意宝塔”，形制相同，高8米，十三级。须弥座上铸有精致的小殿、小塔、佛像等。塔身内置佛像，外镌经文，有四大金刚托塔。抗战期间被日军盗走3座。2003年，港人捐资重铸3座。
报国寺华严铜经塔，在峨眉山报国寺内。紫铜铸造，上刻《华严经》全文，故名。明代铸，通高7米，八角对称，分三段十四级，下段为粗壮的覆钵体，塔身中间有大塔檐，将双重楼阁划分为两段，上、下各七级。
金塔和银塔
我国古塔中有一部分以金、银等材料制作，称作金塔与银塔，是我国塔中特有的一部分。黄金与白银都是贵重金属，一般寺院制作不起，经济条件好的寺院，也只能做成小型的，作为贵重的装饰品，摆放在佛像前。
金塔与银塔的式样，一部分是楼阁式或密檐式，十三层；也有的做成喇嘛塔式样。这些塔对于研究当时的雕刻、冶炼等技术，有重要参考价值。
西藏、青海佛寺中有些塔被称为大金塔，其实只以黄金来制作塔的塔刹部分，尽管如此，也相当豪华。在我国，有些塔被称为金塔、银塔，实际则是砖塔，例如辽宁海城有砖塔，称为金塔、银塔；另有安徽无为县城北有一大砖塔，也被称为“黄金塔”。

云居寺
    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市中心70公里。占地面积70000多平方米，由云居寺、石经山藏经洞、唐辽塔群构成中国佛教文化特色一大宝库。
云居寺始建于隋末唐初，初名“智泉寺”，后改称“云居寺”，经过历代修葺，形成五大院落六进殿宇。20世纪40年代毁于日军炮火中。解放后，经过两次大规模修复。云居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云居寺历史悠久，保留着数量众多的唐辽时期的石、砖塔和距云居寺1公里石经山雷音洞中出土的佛祖肉身舍利。其中，尤以1122部、3572卷、14278块石刻佛教大藏经著称于世，其历史之久，工程之大，刊刻之宏伟，被誉为“佛教圣地，石经长城”。

历史沿革
云居寺始建于唐贞观五年（631），由僧人静琬创建。
至辽圣宗时期（公元983—1011年） 形成五大院落、六进殿宇，[1]  金、元、明、清各代都有修葺。
1942年遭到日本侵略军轰炸毁环。
20世纪50年代末，利用三年时间对石经进行发掘整理，并组织专家对房山石经进行研究。出版了《房山石经影印本》和《房山石经题纪汇编》等一批研究著作。
1974年房山区政府建立云居寺文管所，1988年扩编成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
1987年10月，云居寺作为社会历史类专题遗址博物馆对国内外游人开放。
1995年12月正式注册登记为云居寺石经陈列馆。

主要景观
塔
寺的南北有两座辽塔对峙，南塔又称藏经塔，地下有藏经穴，塔于2014年复建。北塔是辽代砖砌舍利塔，又称“罗汉塔”，始建于辽代天庆年间（1111～1120年），高30多米，塔身集楼阁式、覆钵式和金刚宝座三种形式为一体，造型极为特殊。塔的下部为八角形须弥座，上面建楼阁式砖塔两层，再上置覆钵和“十三天”塔刹。这种造型的辽塔，十分少见。
塔的四面各建有一座三米多高的小唐塔，为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至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间所建。五塔形成一个整体，为中国金刚宝座塔（五塔）的早期实例。寺内及周围山上还有唐、辽、明各代建造的砖、石塔十余座，其中以石刻大藏经创始人静琬的墓塔——琬公塔和为纪念唐代金仙公主捐助刻经事业而建的金仙公主塔最为著名。
四座唐塔都有明确的纪年，塔的平面呈正方形，七层，分单檐和密檐式两种，而造型大致相同。塔身上雕刻着各种佛像，其中唐开元十五年（727年）所建的石塔，内壁雕刻有一个供养人，此人深目高鼻，推断应为外国人形象，这与当时唐代与中西亚交流广泛、大量任用外族为官有直接关系。雕刻的服饰十分华丽，线条细腻流畅，反映了盛唐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景象。
藏经
纸经藏22000多卷，为明代刻印本和手抄本，包括明南藏、明北藏和单刻佛经等。而其中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为妙莲寺比丘祖慧刺破舌尖血写成，被誉为“舌血真经”，尤为珍贵。
《龙藏》木经始刻于清朝雍正十一年（1733年）至乾隆三年（1738年），存77000多块，内容极为丰富，是集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来译著之大成。堪称我国木板经书之最。世界上现存两部汉文大藏经，一部为云居寺现存的《龙藏》，另一部是韩国海印寺的《高丽藏》。[2]
石经山海拔450公尺，山腰有9个藏经洞，其中雷音洞为开放式，洞内宽广如殿，四壁镶嵌经板大都是静琬早期所刻。洞中有四根石柱，石柱上雕佛像
1056尊，故称千佛柱，九洞共藏经4196块。石经山现存唐塔两座，还有石凿古井、隋唐碑刻等大批历史遗存。为了便于游客上山观光揽胜，云居寺于1999年10月24日开通了全长830米的石经山索道。
佛祖舍利
云居寺不仅藏有佛教三绝与千年古塔，而且珍藏着令世人瞩目的佛祖舍利。舍利（佛教名词）意为尸体或身骨。相传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物。1981年11月27日在雷音洞发掘赤色肉舍利两颗，这是世界上唯一珍藏在洞窟内而不是供奉在塔内的舍利，与中国北京八大处的佛牙、陕西西安法门寺的佛指，并称为“海内三宝”。为千年古刹增添一份祥光瑞气。

云居寺北塔群
云居寺标志建筑物北塔，34.2米，砖瓦结构，建于辽代，塔刹及塔身由相轮、覆钵、楼阁式构成钟、鼓、楼形外观，塔基是八角形须弥座，在束腰周围雕有表现辽代乐舞人等，反映出了辽代文化遗风，为研究辽代音乐，舞蹈等文化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在北塔下部的八面基座 上一共镶嵌了176块佛像砖，佛像砖上，每一块都有“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的偈语。
北塔北侧的三座古塔，自北向南分别是圆通、了尘、云光师徒两代，三位云居寺清代主持的墓塔，所以又称三公塔。三座墓塔的建筑风格属于喇嘛塔，每座塔身上均有塔铭，塔铭记载了，三位主持在清代对云居寺的修复工作做出的卓越贡献，后人为了纪念他们的功德，建了三座墓塔。
云居寺的唐塔有五座是七檐式，两座是单檐式，分别座落在寺内和对面的石经山上。在北塔四角的四座方形小塔，是七檐式唐塔。这些塔为方形，高4米有余，塔顶为 重檐七层，所以又称七级浮屠塔。其中西北角的小唐塔，建于景云二年即公元711年，是北京市目前最古老的一座唐塔；东北角是开元十年唐塔，塔门朝北，两旁 两尊力士雕像分列左右，肌肉突兀，相貌威武刚健。龛内正面浮雕一佛二协待像，纯为盛唐风格。东西两壁分别雕有供养人像，其中有高鼻深目，丰髭重须的胡人形 象，反映了当时幽州地区政治格局和民族团结的关系。塔檐轮廓线刻，刀法圆熟流畅，造形生动传神，生于深海的海葵花被雕刻的十分精美，尤其是四腿腾空的奔 象，弛鹿极度夸张，全身充满动感。
北塔附近还有附近水头村移来的单层石塔，梦堂庵塔，也是唐塔。几座经幢，比较知名的有广公禅师塔/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等
 

云居寺南塔
    云居寺南塔原名为“释迦佛舍利塔”，始建于辽天庆七年（公元1117年），举高六十余尺，十三层密檐，砖结构，每层檐梢都悬挂着铜铃。南塔与寺内的北塔交相呼应，形成了云居寺独特的建筑风格。可惜的是，1942年抗战期间，南塔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只留下八角形塔基和残缺不全的塔下地宫仍存。南塔倒塌后，曾脱落下来一块碑记，专家们根据碑文，在塔前几米处的地宫发掘出了10082块辽、金时期的石经。
    2014年9月9日，历经五年的修复，云居寺地标“南塔”终于复建完工。2014年9月9日上午，云居寺举行南塔落成观瞻仪式。南塔复建经过历时5年搜集原始资料和照片，并经专家们8次修改复建方案，因地制宜制订了开创性的施工组织方案。因复建南塔为全国复建古塔首例，没有图纸，也没有任何经验可寻，唯一的依据就是几张老照片。新修复的南塔按照1901年至1923年时的原貌照片留存下来的十一层密檐式砖塔的原样、原大小复建。以原规格的青石等材料修复，而在防水、防渗、防震、防火等方面结合了现代技术，从工艺上看远高于古代。
    与南塔同时复建的，还有面积约2.4平方米、1人左右高矮的塔下地宫。记者了解到，云居寺已经将一尊汉白玉释迦牟尼像、景德镇烧制的南塔和北塔瓷质模型、南塔复制的全部图纸等宝贝一同装藏在地宫中，永久保存。

开山琬公塔
    此塔原在水头村静琬塔院内，1976年经有关部门同意迁于云居寺内。据《静琬大师塔铭》记载：通理大师于辽代大安九年（1093年）专为供奉琬公灵骨所建。。
    据《静琬大师塔铭》记载，古塔建于辽代大安九年（1093年），专为供奉琬公灵骨所建，通体石结构，高约六米，须弥座上是八棱塔身，正面刻有“开山婉公之塔”的铭刻，其上是三层密檐，仿木结构雕刻，顶部为相轮塔刹。
    琬公（？-639年）为隋代幽州智泉寺高僧，法号静琬，姓氏里居不详。琬公亲历北周武帝灭佛法难，痛感末法来临，佛日将末，悲恨伤心。杨氏建立隋朝，佛教复兴，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琬公得皇后萧氏及其兄长萧瑀支助，于涿郡石径山雷音洞刊石刻经，开创了人类文化史上伟业——房山石径。
    隋唐鼎格，琬公率其门徒持续刻经事业，坚忍沉毅，感天动地，事载《冥报记》。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琬公圆寂，门徒薪火相传，承继未经事业。历隋唐辽金元明六朝，持续千载，至明末崇祯四年（1631年），共刻佛经1122部，3572卷，14278石。

续秘藏石经塔
    俗称八棱碑、压经塔，是辽天庆八年（1118）所建。塔下有地穴，埋藏辽金时期所刻石经10082块，主要为辽道宗和通理师徒所刻石经。
    塔高5米左右，为八角十一层密檐式石塔，顶部四层祥云石刻，现存两层。 塔身刻有沙门志才撰《大辽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记述了静琬法师刻经目的，辽代诸帝支持刻经史实，以及通理大师将大版改小版，单面刻改双面刻，山洞藏改地穴藏等三大改革。

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
    平面呈八角形，由幢顶、幢身和基座三部分组成。幢身八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及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经幢是佛教常见的一种艺术形式，起源于古印度，原用丝织物制作，供于佛前，表示佛陀统率众生，制伏邪魔之意；传入我国后变为石雕形式，并形成由基座、幢身、幢盖、幢顶和宝珠等部分构成的造型样式。据考古发现资料，我国经幢最早出现于初唐时期

石经山藏经洞首次开放
2016年08月08日 02:42
来源：北京日报
昨天上午，“敬畏千年 房山石经”——石经山整体考古调查暨大遗址保护规划启动仪式在房山云居寺石经山脚下举行。
昨天，历时数年的岩石加固完成，闭门谢客状态的房山石经山雨中试开放，其整体考古调查暨大遗址保护规划启动仪式在石经刊刻起源地——云居寺石经山脚下举行。


千年古道古塔一同开放

1956年，石经山9处藏经洞首次亮相，专家发掘了4196块珍贵石经。随后，除雷音洞外，其余8处洞口重封“谢客”。当时，已有石经表层成片脱落，还有石经板表层隆起。
随后60年，藏经洞一直处于无人看护的自然保存状态。2009年前后，云居寺曾邀请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就石经山具有代表性的第二藏经洞开洞调查进行论证。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尊重石经原有状态”。
昨天，九处藏经洞遗迹也已对外开放，但只有雷音洞可入内参观。该洞内有石柱四根，每根石柱有浮雕小佛像数百尊，四柱合计千余尊，俗称“千佛柱”。洞内还保存有云居寺建造人隋代僧人静琬刻凿的经板146块。
除了藏经洞外，试开放的石经山景区还有4大遗址亮相，包括一条千年古道、上寺和曝经台遗址两处建筑遗址、两座千年古塔和三口山间古井。
古道是隋大业年间开凿的，大部分是在山体岩石上，已有1400余年历史。考虑到游客的不断踩踏有可能对古道造成破坏，文物部门计划专门打造“护甲”——铺栈道。
试开放会持续到今年防火季开始，期间免费参观。明年，经发改委核价后景区将收取门票。
今后，管理部门还将对遗址本体保护、基础设施、遗址公园、考古研究、景观环境、开放展示等进一步作出规划，力争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同时，这里将与周边周口店遗址、金陵遗址、十字寺遗址、刘济墓等连成北京西南地区的大遗址片区。

石经考虑“搬家”保护
石经山雨中试开放，房山石经与云居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罗炤直言，酸雨、大风，还有一些人为因素，尤其是洞内因山体渗漏的雨水，对藏经洞内石经构成很大威胁，他们考虑将石经移地保护。
此前石经山一直不开洞，有人认为与云居寺近年来致力于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有关。甚至有专家提出，石经无法有效保护，就是因为根据申遗的相关要求，文物要体现出完整性等，一旦石经异地保存，将直接被取消资格。
记者了解到，2006年，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一版《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其中北京有大运河和云居寺两处遗产地入围。不过到了2012年，国家文物局更新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就已经没有“云居寺塔、藏经洞及石经”项目了。
文物部门介绍，这份预备名单实行的是动态管理，对于保护管理状况良好、申报条件成熟的项目，可定期、不定期地吸纳。而对于已列入预备名单的项目，如果保护管理状况存在问题，威胁到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随时可能被从预备名单中删除。目前，云居寺和石经山尚未被重新列入预备名单。
罗炤说：“我不主张申遗，石经要移走保护。石质文物最怕水，就怕一会儿干一会儿湿。”随后，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主任王得军也表示，已经开始研究石经“搬家”问题。
不过，一位资深石刻专家认为，对于石刻而言，在条件允许情况下还是应该尽可能的原地保护。虽然恒温恒湿的库房貌似更有利于文物保护，但要考虑到石刻千百年来已经对生存环境有了适应性，突然搬迁反而可能会产生“排异反应”，对其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必须要慎重考虑。
即使不再申遗，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搬石刻，也须经过市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的层层审批与专家论证。

整体考古调查启动
不管搬家与否，藏经洞重新打开已成定局。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与市文物研究所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中包括，启动整体考古调查，给洞内文物做全方位体检。
同时，文物部门计划对藏经洞内部进行系统监测工作。王得军介绍，利用1年时间，对洞内温湿度进行监测，形成完整报告，为今后保护和病害治理积累素材。
另外，石经山洞内外建筑及相关遗迹的整体、持续调查工作也将启动，云居寺希望查找石经山的历史边界，了解其现存遗址分布与保存状况，研究该山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过程。

相关背景
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略称房山石经），是我国从隋代至明末绵历千年不断雕制的石刻宝库。它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特别是佛教历史和典籍的重要文物，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珍贵宝藏。
佛教石经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文化珍品，存于北京市房山县云居寺石经山。在云居寺以东，故又称东峰。高约500米，开凿九洞，分上下两层。下层有两洞，自南而北为第一、二洞；上层有七洞，以雷音洞为中心，右面为第三、四洞，雷音洞为第五洞，左面第六、七、八、九洞。九洞之中以雷音洞开凿最早，原作经堂，称石经堂，有石扉可以启闭。其余八洞在贮满石经后即以石塞炉熔铁锢封。至辽金时，又在山下云居寺西南角开辟地穴两处，埋藏石经后合而为一，其上建塔，称压经塔。
房山石经由隋静琬（即智苑）发起，静琬继承其师慧思遗愿，自公元605年~617（隋大业年间）开始刻造，634年（唐贞观八年）刻《华严经》和嵌于雷音洞四壁的《维摩经》、《胜鬘经》等经石146块，至639年（唐贞观十三年），刻完《涅槃经》后静琬圆寂。 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弟子可考者还有导公、仪公、暹公和法公四人。
唐开元年间，在皇室的支持下，静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石经堂）下辟新堂两户（即今第一、二洞），镌刻石经。中晚唐时期，由于地方官吏支持和佛徒的施助，先后刻经100余部，经石4000多块，分藏九洞之中。五代战乱时期，石经的刻造陷于停顿。从辽代开始续刻。
据1058年（清宁四年）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成就碑记》载，涿州刺史韩绍芳曾清点石洞中的藏石经数量：自1027年（太平七年）至1057年（清宁三年），持续镌造《般若经》80卷，计碑240块；刻《大宝积经》1部120卷，计碑360块。此就所刻般若、宝积二大部经而言。实际上依石经拓片题记看，仅道宗自1056年（清宁二年）至1093年（大安九年）的30余年间所刻石经，应是161部，656卷，经石（缺佚除外）约1084块。
此后有僧通理继续刻有佛经44帙，小碑4080通（片）。其门人善锐、善定在1118年（天庆八年）于云居寺西南角，穿地为穴，将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经埋藏其中，并造压经塔。其后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续刻。金代续刻石经始于1132年（天会十年）。后1136年（天会十四年）有燕京圆福寺僧见嵩续刻《大都王经》1帙（10卷）；1138年~1149年（天眷元年至皇统九年）间，有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保宁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庆、刘庆余等续刻密宗经典39帙；1149年~1190年（皇统九年至明昌初年），有金章宗的皇伯汉王、刘丞相夫人、张宗仁等续刻阿含等20帙。
此外还有不知名的刻经者所刻《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金刻石经，除《大教王经》藏于东峰第三洞外，余均埋于压经塔下地穴内。
元代石经的镌刻又告停顿。明代朝廷修葺云居寺和石经山，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有吴兴沙门真程劝募京官居士葛一龙、董其昌等续刻石经。计划有《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阿弥陀经》等十余种。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满封闭，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开一小洞，砌石为墙，将所刻经碑藏入，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为题“宝藏”二字，俗称“宝藏洞”（第六洞）。云居寺的石经刻造，至此结束。据近年统计，石经山九个洞内和洞外共藏石经1.4万余块。
 

老虎塔
    云居寺老虎塔位于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西北的山顶上，建于辽代(公元916-1125年)，为砖砌八角形五层密檐式塔，高约9米。砖砌八角形须弥座上方，由砖雕仰莲承托塔身。塔身四个正面设拱券门，四个侧面设假窗。塔身上方五层叠涩密檐。刹顶为宝珠。此塔俗称老虎塔
    相传昔日云居寺八百多僧人靠听梆子声有秩序地打粥吃饭，后来每逢梆子响就有个白胡子老头排在队伍中来吃。老住持就把敲梆子改为由人通知开饭，从此再也没见白胡子老头来吃。后僧人在寺西北小山上发现一饿死白额老虎，头朝云居寺。出家人以慈悲为怀，老住持深以为悔。于是便建造这座老虎塔，以作纪念。


云居寺万人塔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西南约一公里的军队大院内，建于清代。此座砖砌覆钵式塔，高约13米，其砖砌八角形须弥塔座承托着鼓状的覆钵体塔身。塔身上方为砖砌十三重相轮。相轮上方为钟形宝刹。此塔为万人和尚的骨灰塔。万人和尚俗姓万，故称其塔为万人塔。此塔造型与云居寺北塔的上半部分覆钵体极为相似，不同之处仅为塔刹造型有别。塔的基座、塔身和相轮都留有小方口，对研究古塔也有重要价值。
    万人塔所在地原属于云居寺南塔院，其他塔具毁，残留此塔。属于覆钵式灵塔，但比例和造型异于常见的主要是覆钵体和上方的十三层天轮直径的比例不是传统的二分之一；而是一比一，相应的上方的宝珠也是具大无比；倒是宝珠下的仰莲显得非常小塔身还有若干方孔，实在搞不清楚是做什么的，不知道是透气排水还是什么。感觉设计灵感来自于云居北塔。